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西藏最早的统治涅赤赞普从玻密来到雅隆神山绛妥孜（今山南地区穷结县附近）他认为雅隆是个好地方，这里的雅拉香波山奇异壮观，于是来到赞塘阁希（在今山南附近）。那里的人表达他们要推涅赤赞普为王的意愿。在即将就座之时，涅赤赞普提出了六条疑问，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毒物”。当时，从象雄来的贤者拉·戈玛由德回答藏王说：“有毒就有药”，（《五都遗教·太臣教诫》（藏文版），第135页民族出版社，1988），意思是可以用药来对治中毒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药物方面的知识。
藏医学的形成据载：藏历木狗年出生的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254～374）在位时期，从天竺来了两位医生，名为戈齐碧齐和碧戈拉孜在西藏民间行医，传授医学知识，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赞普把他请到永布拉岗王宫，并表达把他们留下来传授和从事医疗事业的愿望，两人欣然区允。赞普还把公主益吉悦怡嫁给碧章戈章，并生下儿子董格妥觉间。长大后，二位医生向他传授了《脉经》、《食经》、《药经》、《放血火灸经》和《医械工巧经》等，医术逐渐精通，并成为名医。后来两位天竺医生归国，董格妥觉间就担任了藏王拉妥妥日年赞及其子赤年松赞的保健太医。此后，董格妥觉间的儿子慧广子、慧无比子、慧明子、慧仓子、慧友子代代相传，五代业医，依次担任第29代～33代藏工赞普的保健太医。如30代藏王仲年德吾，因为受地魔所缠身，患有疠疾，他留下遗嘱：为免于后代再受此苦，他愿在活着时便住进穷结香达的坟墓，他的儿子叫贡巴札，患有眼疾（这是一种先天盲症，估计是一种先天性白内障），请来吐谷浑一专治眼病的名医来为他治疗，其属下遵此嘱，请来吐谷浑医生，用金针治愈了王子的眼疾。王子重见光明后，最先见到的是拉萨何达莫日山上的羊，所以后来他即位时名叫达日年思（意为看到达日山上的盘羊）。
彝族历史悠久，其民族散居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等省区，先民与羌族也有联系。彝族传说其先民也是猴子所变，其民族文字据说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即已应用。现在挖掘，流传的彝医著作已有一些，如《勒俄特依》、《聂诺苏期》，还有民间存在的手抄本如《此母都齐》（补泄药）以及无书名之手抄本甚多。
根据这些资料、传说，研究者认为，古彝民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医药知识，如原始彝族先民利用火来治病、熟食保健，利用石器直至瓦片针和后来的金属针做针刺治疗。他们认为，人体以四大经络为主，其穴位大多是静脉放血点，经穴和气穴。彝族社会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曲布开始，就已经有巫术活动了。据《勒俄特依》记载：此时已有彝文记载的经书，书中还出现“医药”。“枯此齐”（内治、内服）和“依此齐”（外治）等名词术语。
彝族先民很早就认识药物，如对植物药中的“毒药”（草鸟这一类）认识深刻，毕魔的经书中，就有专门记载毒药的《都波都（火巴）》，用它们来治疗疮疡、肿毒、风湿及疼痛等病症。在动物药方面，用得多的是自然界一些小动物鲜血，生吞鱼、猪、牛、羊……等动物胆。也知道利用天然的硝石、硫磺、盐……等等来治疗外伤、跌打肿痛。
总之，这一时期的彝族医药是由原始医疗活动，积累经验，逐渐丰富的过程，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
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又增加了新的居民成分。匈奴、鲜卑、羌族、汉族及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粟特人等都有迁入。公元五世纪初，焉耆一带曾被柔然人统治，公元552年，突厥军队击败柔然，建突厥汗国，天山南北皆在其统治之下。
晋·崔豹《古今注》记乌孙国有一种青田核，“得碧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饮之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曰青田酒。”一位中原汉人得到过的两枚“青田核”。乌孙墓出土有陶制扁平茧形壶，装酒、水或奶，甚便于携带。此壶形制与陕西关中战国墓出土所见相仿。《魏书》记“悦般因在乌孙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其人清洁朝俗，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国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熔流地数千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葡陶及葡陶酒亦殊著名。曹丕云其“味长汁多，除烦消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诏令）尼雅出土卢文续记用阴干葡陶代替经蜜做丸，至今沿用，“琐琐葡萄”即南方所称“番葡萄”，阴干后入药，解表透疹，利尿解毒，可治小儿麻疹、热淋涩痛、胎动不安等。甜瓜（哈密瓜）亦入药，《本草纲目》谓其“止渴除烦热，利小便，通三焦闭壅气，治口鼻疮。”籽、蒂亦入药。民间认为长吃甜瓜可长寿。
高昌王朝墓葬出土物有铜网眼罩、踢鞠球书、树叶锦丑衣（月经带）文书记述、牙签、耳勺等个人卫生用具。城中有陶质下水道及良好给水系统、护城河。文书中包括货屋人“不得病死”，痈创病人不得参与祭祀，以及病情报告、医治不安致死之调查等，可见医事制度一斑。户口账中记有“2人，医学生”，推测有医学馆之设立。
吐鲁番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除四书五经教授，“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梁书·诸夷传》）所出土医药文书，有《唐人选方第二种》、《车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七名氏禁方第一仲》、《针灸节抄》、《牛病重药方》、《萎蕤丸服药方》（并药丸实物一枚）、《刘湄子鬼遗方》、《怀男怀女法》等多种残卷，今藏于德国、日本及新疆博物馆。特别是日本人掠去药价文书16种，记载了药物互市情况，中原药物及西方贩卖之香药，石蜜等均在此交易。一份文书记售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合瑜右、郁金根、石蜜等共4190斤，数量甚大。
公元前二世纪，佛教首先传入于阗，印度医药亦影响到新疆。印度医书有被译为于阗语，称《于阗语医学文献》，为斯文赫定、斯坦因掠去。唐天宝年间（八世纪）出现了一位名医赞巴希拉哈（生年不详），应藏王之邀入吐蕃，将印度医学和本地经验带到西藏。
1890年，Bowen氏在龟兹佛教塔发现七部古梵文著作，时代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包括医书三部。第一部论大蒜用途：长食可长寿；第二部名《精髓》（Naranitaka），记妙闻氏等古医家及处方；第三部为药物方剂。由此推测，当时涌入新疆之印度医书必不少。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录之《西域诸仙所集要方》、《西域婆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可能是经新疆（西域）、医师所手辑、转译之医方，传于中土。
晋代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医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候服，遂解。”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亩，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豆蔻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当时辖有广西部分地区。
葛洪曾经来过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族先民的医药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该书对岭南土人、俚人（壮族的先称）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俚用焦铜作镞，……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中若有中之，即便餐类，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瘴。”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巴蕉等“岭南皆有”。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侯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岭南越人是壮族先民，秦汉至隋，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越人，他们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和医疗技术，对壮族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壮族医学是在秦至隋时期岭南越人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