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体质是由古猿进化逐渐形成的，其进化为：
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古猿→巨猿→现代类人猿；
上述人类进化链条上的每一主要环节，我国均已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体质上也明显具有中国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一）早期直立人
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万—150万年，由于中国过去未发现南猿化石，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而来。1970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和巨猿牙齿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层中，发现三颗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的下臼齿（高建：《与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1989年在湖北省郧县弥陀寺村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南猿头骨化石，填补了亚洲人类起源链条上缺少的环节（《嘹望》1990年18期；英国“自然”杂志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
晚期直立人或称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后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晚期直立人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40万年（或30万年）。直立人脑容量显著增大，能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但体质上仍有较多的原始性。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均属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亦称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后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体质上与现代人更接近。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距今约30万年（或20万年）至5万年，我国发现的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等均属早期智人。
以丁村人为例，其化石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右侧牙齿。两颗门齿舌面呈铲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齿根、齿冠较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也较简单，与现代蒙古人种已无差别。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也较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相对高度则较高，咬合面无北京人的复杂。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四）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亦称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后期到现代的人类，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现在，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似。我国发现的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均属晚期智人。这里主要介绍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河套人。自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以来，积累有顶骨、股骨等人类化石22件，经过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质，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偏低、髓腔较小等，总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万年，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
山顶洞人。化石资料代表8个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中有成年人5个（包括1个超过60岁的人），一个少年，一个儿童，一个婴儿。山顶洞人头骨在顶结节附近最宽，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1.59米。表明他们与现代人已无差别。
（一）口腔疾病
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牙齿资料，原始人类的口腔疾病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龋齿、齿槽脓肿以及磨耗等。牙周病蓝田人下颌骨右侧第一臼齿的颊侧齿槽上，有显著萎缩和边缘变厚的牙周病理变化的痕迹，该臼齿因病于生前脱落，致使右侧全部牙齿和左侧两颗门齿向缺隙部位倾斜。山顶洞人老年个体的牙槽骨上，也有牙周病的痕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牙周病。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113具人类下颌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40.7%，如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牙周病齿数有172个（男118个，女54个），占牙齿总数的16.6%，且男性高于女性（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河南成皋广武镇遗址的15具人类下颌骨上，有10个生前患有轻重不等的牙周病，有两个个体牙槽骨破坏较严重，有的牙根部几乎全部暴露，牙周病患病率为66.7%（周大成：河南广武镇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口腔情况，中华口腔科杂志，1959，7（5））。
氟牙症，1971～1972年在贵州桐梓县发现的桐梓人六枚牙齿化石中，三枚有氟牙症的痕迹，一枚6岁儿童的左上第一臼齿和一枚属10岁左右个体的左上犬齿，釉质缺损尤为严重（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5年第1期）。
发现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阳原县候家窑村的许家窑人类化石，据铀系法断代，距今约10万年（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在一枚儿童上颌左中门齿的齿冠唇面左上方，具有明显的黄色小凹坑，是缺损型氟牙症的痕迹。
距今约12000--16000年间，在贵州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完整下颌骨，一个右侧下颌骨体以及仅有前颏部位的四个下颌体中，共存留25颗牙齿，几乎全部有氟牙症的痕迹，其中缺损型为主的患齿17枚，白垩型的患齿6枚，着色型患齿1枚，仅有1枚正常。在一青年女性的下颌齿咬合面部位，左第一臼齿与右第一臼齿缺损形状相当一致，是一种罕见的对称性缺损氟牙症（曹波：《化石人类的口腔疾病》，化石，1990年第1期）。
龋齿，广西柳江土博甘前洞出土的晚期智人化石，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有龋病痕迹，患部位于近中面齿颈处，牙冠的近中面有龋洞。江苏邳县大墩子保存于下颌骨上的牙齿计1035个，男性682个，女性353个，龋齿66个，占6.4%，其中男性龋齿36个，女性30个，男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5.2%和8.5%，女性高于男性（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化石中，有牙齿210个，有龋齿41个，患病率为19.5%，均较现代低（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齿槽脓肿，在晚期智人资阳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中均有发现。在资阳人的化石中，齿槽骨破坏严重，左侧三枚臼齿在死前已脱落，在残留的内侧齿槽壁上，有显著的结构极不规则的骨瘢痕。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化石中，与牙周病无关的9例根尖病灶中，占全部下颌骨数的8%，其中6例牙槽骨根尖病灶患有圆形瘘管，其余3例具有明显的根尖部牙槽骨吸收标志。9例中7个生前患有严重龋齿，牙髓暴露，其中6个由于牙齿过度磨耗，牙髓暴露所致，一例由于生前咬硬物，牙冠部分釉质崩裂，使髓腔暴露所致。齿槽脓肿在山东邹县、山东西夏侯等遗址中也有发现（颜词：《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磨耗，在北京人、许家窑人、资阳人及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化石中，均有发现。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15个个体的牙齿中，将老年3人、成年10人、儿童2人现存的208个牙齿分类，一度磨耗最少，二度次之，四度占第三位，三度占绝大多数。有因磨耗过甚髓腔暴露，由穿髓感染形成根尖病灶，由此并引致牙髓坏死，颊、腭、根周牙槽骨消失，牙根暴露，牙髓坏疽等。此外，根据牙齿化石，原始人之根尖周炎、错位牙、牙伸长等疾病也较普遍（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韩康信等：《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第2期）。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口齿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的存在,可能是影响他们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兽肉、硬壳果、缺乏加工的谷物等，主要靠牙齿使之粉碎，从而增加了口齿的负担，使牙齿磨损过度，甚至发生折齿。粗糙食物还易刺伤口腔粘膜和齿龈，由此并易引发牙周炎、龋齿等，齿病的多发必然会影响原始人的消化及营养吸收，这也是导致原始人类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
（二）创伤性疾病
北京人的头盖骨大部分留有伤痕，并且是带有皮肉时受利刃器物、圆石或棍棒打击所致。山顶洞人的一个女性头骨，有破裂后综叠粘含痕迹；左侧额顶骨之间、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后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据认为，二者皆不是死后的骨质破损，而是生前受伤所致（宋大仁：《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中华医史杂志3：186．1955）。
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号墓男性见有右肱骨骨折后愈合。愈合处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颈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点附近，全长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内移位，侧方移位达13毫米（颜词：《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3期）。广东曲江马坝人中见有眉骨及额骨动物啮伤痕迹；江苏邳县大墩子316号墓主左股骨有骨镞造成的箭伤；云南元谋、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镞，少者4枚，多者十余枚。看来原始人死伤于创伤性疾病者为数不少。
（三）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疾病除上述的损伤一类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还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脊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及骨髓炎之类疾病痕迹。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四十具尸骨中，都有骨质增生症，而平均年龄尚不足四十岁；渭南史家及宝鸡比首岭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骨结核（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考古1978，1（5）参见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P95）。许家窑人枕骨部见有许多纤孔及细微皱纹，顶骨也有此类成丛小孔，古人类学家林一朴认为是缺少某种维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或“筛状外头骨症”（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1年2期）。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见发病率不低。
（四）孕产和少儿疾病
山顶洞人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象是难产而致母婴俱丧。邳县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即死于孕产期（参见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
小儿死亡率尤高。半坡瓮棺葬共73具。年龄均在1岁左右。甘肃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岁小儿55座，占60%。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见的。
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他们的平均寿俞极低。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的年龄进行过认真研究，发现死于14岁以下的15人，30岁以下的3人，40～50岁的3人，50～60岁的只有1人，其余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3）。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平均寿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较前有所增加,进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别统计。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于女性；进入老年期，又以女性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当与难产或严后感染有关；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则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氏族间的械斗有一定联系。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俞很短，他们迫切要求医药卫生的保护，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