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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于西安医科大学外科专业毕业时，被分配至卫生部阜外医院，一说分配于亚洲学生疗养院，由于两院尚在建设，且为胸外科、肺科，故被暂留学校胸外科教研室代培。未料，卫生部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医工作指示“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要求调集有两年以上临床经验之西医，举办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与即将成立之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同时建立、开班，临时将我们这些卫生部之备用医师急调入京。
入班后，有为时约一个月的党的中医政策学习，学习目的就是树立对待中医的正确态度，以轻装投入积极的中医学习中去。对待中医学习，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计划，即系统阅读中医外科历代名著，动机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中医外科有没有值得称颂之内容，值不值得西医外科学者学习研究”。此计划在我脑海中酝酿许久，终于决心实施。
研究班图书馆的中医线装珍本外科书读完了，综合医书之外科部分也读完了，谁也不知道我在读什么、做什么。每当假日，我即到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借阅，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有数以千计的资料被摘录下来。但是，由于没有医史文献研究方法指导，等到要写论文了，却发现不少资料卡片残缺不全，有的缺作者，有的缺书名，或未注出处，没有朝代时间、分类等。我只好对残缺卡片再从头查找、核对，并一一进行补救。
经过此番努力，我终于写成《中国古代外科伟大成就》一文，约6万字，对历代外科医家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手术技巧、名家名著乃至外科分科、历代医事管理中之外科等诸多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均一一加以论述评介。该文之完成，令我对中医外科学历史发展有了更多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同时，也让我对学习中医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我感觉到作为一位受过现代医学、外科学训练的学者，系统学习中医，并对先人在外科领域的卓越贡献给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论述，是必要又迫切的。
我高兴地将此文作为自己学习中医的结业论文，呈交给研究班领导，他们转送院长——一位同样出身西医外科的专家鲁之俊审阅。鲁院长阅后转给当时的医史研究室主任、著名医学史专家陈邦贤。陈老后来告诉我，他看了该文后向鲁院长表示“这位学员应留医史研究室”。我撰写这篇论文之初衷，绝非为了追求医史研究工作，谁料竟因此论文而步入了医史研究生涯。
到医史研究室正式工作后，陈老对我十分器重，分配我与同事们一起将九种教材之一的《中国医学史》，修订改编为《中国医学史简编》。在此期间，有一次陈老提到《中国古代外科伟大成就》一文，问我愿否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在陈老鼓励下，我将论文修改后再次提交，请陈老批评指导，以便继续完善。陈老告诉我，他打算将该文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科学史集刊》发表。
过了不久，陈老带我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参加《科学史集刊》编委会议。会上，陈老将《中国古代外科伟大成就》一文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同时还将我介绍给竺可桢教授，说了一些赞扬的话。
数月后，陈老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竺可桢院长审阅了我的论文，评价很高，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陈老的评价与竺可桢院长的意见，给予我极大的鼓舞，让我从此脚踏实地在医史学领域奋斗。我把论文按照竺可桢教授的审改意见进行修改，很快该文即于1963年第五期《科学史集刊》首篇全文刊出。该文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对我这个年轻人来讲，确是极大的鼓励。
彼时我产生了一个新想法，即计划在此基础上，学习陈老治史思想与方法，完善中国外科学史的研究。但终因诸多科研任务缠身，并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负责人才培养、若干重大科研课题之制定、实施等，导致我的外科学史研究不得不暂且搁置。
之后在进行其他医史研究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时常会碰到有价值的外科学史料，我即随手摘录作为资料卡片。如此摘录虽是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但也日积月累。在近一个甲子的岁月中，经过不断的努力，较之《中国古代外科伟大成就》一文的史料，可以说大大丰富了，特别是诸多具有说服力的外科手术成就的资料也明显增多，讨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科学史也有了更多史实的支撑，但距离将如此繁复的史料分类、梳理、分析研究，还相差甚远。
当我70多岁从研究所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之际，虽然还有一些科研任务在身，但可支配时间有了很多，便萌发了编撰《中国古代外科学史》的计划，并提上日程。由于前期近60年的资料积累，写作确也比较顺利，但对于当初设计的规律性论述等较高要求，我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感到难能做出结论。这迫使我分析实际情况，一是自觉可供规律性讨论的史料仍然不够多，二是深感自身思维能力难能适应客观急需。
在日夜兼程写作之下，《中国古代外科学史》于2012年7月16日完成初稿。随后，不料一场病让我住院3个月，从病危中度过，出院后在家休养半年，体力与思维才慢慢康复。我尝试着进行该项未了的工作，一天工作1至2小时，直到体力慢慢恢复到半常态工作。虽说效率不太高，但毕竟已能较正常地进行修改定稿工作了。
在该书最后的审读过程中，我根据实际内容与论述状况，认为书中分析研究中国外科学发展之规律性等问题尚有欠缺，因此深刻感到该书名为《中国古代外科学史》已不太恰当，或命名为《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更切合实际一些。
（作者李经纬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前所长）
专家推介
国医大师路志正：
李经纬研究员学贯中西，术通岐黄，毕生从事中医医学史的研究，出版过《中国医学通史》等力作，享誉国内外。《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一书系作者积60年对中医外科的钻研、学习，获得数以万计的珍贵资料而撰成。
作者运用中西医学理论，结合临床实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经过长期对中医历代外科名著、综合医籍、经史子集中有关外科内容广搜博采，综合归纳，在现代外科学以手术治疗为特点的总要求下，就其学术成就、实用价值、历史经验、发展规律，体现出中华民族光辉文化与现实发展中国医学有参考价值者，按时代进步作出了条理性论述，方能成为“古为今用”之学术论著。
该书以丰富的史实、史料，将中国古代外科学之先进学术思想、光辉成就、杰出的外科手术水平，使几近被湮没千年的伟大发明，呈现于今人面前。如原始社会行过多个穿颅术——头颅骨实例之分析研究，战国时期应用穿刺放腹水，汉代腹腔肿瘤切除术、胃肠吻合术之麻醉，成功进行先天畸形唇裂修补术、连体婴儿分离术等，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具有聪明睿智、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时出现了不少卓越的外科学家和专著，有着辉煌的业绩。
我认为该书除作者所作的系统论述外，尚有中医外科整体恒动观、经络、脏腑辨证（如辨阴阳虚实、辨肿痛脓痒等）、治法多样的独特优势。以中医外治法中的消法为例，疮疡初期，在表者散之，里实者通之，热毒者清解之，寒凝者温通之，痰结者祛之，湿滞者芳化之，血癖者和营化癖等，均能消疮疡于无形。而高年久病体虚，不能敛疮收口者，非大补气血不为功。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继承，挖掘整理，发扬光大，否则将是中医学史的巨大损失。
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综合分析、说理细致、编排有序、清新可喜，可说是李经纬先生毕生心血结晶。通过大量外科历史上真实手术之研究，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在中医外科学曾有过辉煌的成就。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引起中西医学家、特别是外科学家的重视，为学习、钻研中医外科学起到很好的推动、促进作用，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国医大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
中国历史是伟大中华民族的记忆，它镶嵌在几千年绵长的时间长河里。学史和治史，了解我们国家、社会以及学术进步的历史发展进程，记取成就和教训，明白事理，以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人文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西周时期，周公提出伟大的“殷鉴”思想，司马迁作史，其着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展望未来。千百年来，他们的理念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探讨和研究世界和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同样具有重要取鉴的意义。
李经纬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史学家，中西医结合专家，通晓古典文献及中西医学，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数十年来，他执着地坚持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在医学通史研究方面，对古代史尤为精湛，主编了《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对断代史（隋唐时期医学史）、专科史（中医外科学史）、中医学思想史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相关专著。他还主编有《中医人物辞典》《中医大辞典》《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等一系列专著。
数年前，李经纬教授还与我及王振瑞博士合作主编出版了由中国科协提出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科史》。早在1993年，李经纬教授与中国中医研究院原副院长王佩教授及我，还曾一起应邀访问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现中国医药大学），我们三人都在台应邀作了学术报告并参与中医药学教育问题的专题讨论，人们以“史论中肯”评论李经纬教授的学术见解。
李经纬教授今已年逾八旬，但仍不甘寂寞，孜孜不倦地梳理了近60年的大量文献学术积累，完成了7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一书，至为难能可贵。该书附有珍贵外科文物照片160多幅，囊括外科、骨科、疡科、眼科、畸形修复等多个学科。对于弘扬传统，融汇新知，继承创新发展中医外科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医学是无国界的，但医学家是有祖国的。李经纬教授这本《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的研究和编撰，对于启迪人们热爱祖国、弘扬中医以及“大医精诚”的人文精神，也有可贵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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