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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追本溯源
在西方医学史中, 音乐疗法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已经应用了几个世纪, 其作为一种绿色疗法, 可以调整情绪, 消除心理障碍, 达到调理身心的目的[1]。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历史更加悠久, 其源自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 萌芽于战国时期, 《黄帝内经》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五音疗疾”理论, 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理论基础, 构建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基本框架, 并在进一步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文章初步整理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有关文献, 从萌芽阶段、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临床应用3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概括, 结构框架见图1。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萌芽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在日常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现了音乐、健康与疾病三者之间的关系。《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古朱壤氏之治天下也, 多风而阳气蓄积, 万物散解, 果实不成, 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 以定群生”。胡松洁[2]认为这是我国最早把音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文献记载。
《史记·乐书》载:“音乐者, 所以动荡血脉, 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3]。《白虎通·礼乐》亦有“调和五声以养万物”[4]的记载。司马迁和班固分别是西汉和东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 他们的史学观点不尽相同, 但是都不约而同地将音乐对人体生理与心理的作用进行了简要的阐述。《乐记》云:“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又云:“夫民有气血心知之性, 而无哀乐喜怒之常, 应感起物而动, 然后心术形焉, 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 而民思忧;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 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 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 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 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 而民淫乱”[5]。“乐者乐也, 琴瑟乐心;感物后动, 审乐修德;乐以治心, 血气以平”。这与隋唐时期儒家学者孔颖达:“乐出于人而还感人, 犹如雨出于山而还雨山, 火出于木而还燔木”[6]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认为人体与音乐之间存在互相作用, 音乐为人所做, 又反作用于人, 进而改善人的身心健康。
成书于三国时期的《乐论》指出:“乐者, 使人精神平和, 衰气不入, 天地交泰, 远物来集, 故谓之乐也”。唐代的《琴诀》中亦云:“琴为之乐, 可以观风教, 可以摄心魄, 可以辨喜怒, 可以悦情思, 可以静神虑, 可以壮胆勇, 可以绝尘俗, 可以格鬼神, 此琴之善者也”[7]。从音乐学的角度论述了音乐对人的精神情志的影响。《晋书·乐志》曰:“是以闻其宫声, 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 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 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 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 使人恭俭而好礼”[8]。其具体阐述了五音如何影响人的精神情志。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和音乐专著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音乐、疾病与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音乐疗法理论基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这些著作虽然不属于中医学范畴, 对有关运用音乐治疗疾病的理论依据论述的不甚详尽, 仍停留在经验层面, 缺乏详细可操作的理论体系[9], 但都肯定了运用音乐可以影响人的精神情志进而防治疾病的观点, 这为后世音乐疗法理论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基础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古代医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将医学、音乐学、史学与哲学等知识综合起来, 运用五行学说, 系统阐述了运用音乐治疗疾病的理论, 在《黄帝内经》中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五音疗疾理论。五音疗疾理论是对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理论基础, 构建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基本框架, 为医家临证提供了理论支持。在《黄帝内经》所奠定的基础之上, 后代医家对其进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使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
1.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基础的产生
五音疗疾理论是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理论基础, 五音疗疾理论首见于《黄帝内经》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如刘伟[10]和张杰等[11]共同认为《黄帝内经》最早把五音引入医学领域。林法财等[12,13,14]认为, 《黄帝内经》中以五行学说为基础, 将五音与五脏、五志相结合, 形成了五音疗疾理论;颜妙璇等[15]认为五音疗疾是以《乐记》确立的五音理论和《黄帝内经》五行学说为基础而产生的;马越等[9]认为《黄帝内经》把五音、五脏和五志等运用五行学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并以此作为中医五音疗疾理论的基础。五音疗疾理论源自《黄帝内经》, 学者们对这一观点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
1.1《黄帝内经》中关于五音疗疾理论和运用原则的阐述
《黄帝内经》中对音乐疗法进行了详细描述[16], 提出“百病生于气而止于音”的音乐治病理论。《黄帝内经》以五行学说为基础, 将五音、五脏与五志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五音疗疾理论与其运用原则, 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理论基础, 构建了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基本框架, 对后世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主要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五音五脏论、五音五志论、五脏相音论和辨证施乐的运用原则。
五音五脏论:《灵枢·邪客》云:“天有五音, 人有五脏;天有六律, 人有六腑”。《灵枢·经别》云:“内有五脏, 以应五音, 外有六腑, 以应六律, 六律建阴阳诸经, 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者也”[17]。《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身中各有自然之五音;脾音为歌, 歌者宫也;肝音为笑, 笑者角也;心音为言, 言者徵也;肺音为哭, 哭者商也;肾音为叫, 叫者羽也。此天地之元声之变也”[18]。此3篇将五音、六律和人体的五脏和六腑直接联系起来, 并认为这是人体顺应自然的具体体现。五音五脏论为临床辨证, 特别是为脏腑辨证和病位确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五音五志论:《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 其音角……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音徵;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其音宫;西方白色, 入通于肺……其音商……北方黑色, 入通于肾……其音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肝生筋……在志为怒;心生血……在志为喜;脾生肉……在志为思;肺生皮毛……在志为忧;肾生骨髓……在志为恐”。此两篇分别将五脏和五音、五脏和五志直接联系起来, 从而间接地建立起五音和五志的联系。《灵枢·五音五味》云:“商音铿锵肃劲, 善制躁怒, 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 善消忧郁, 助人入眠;宫音悠扬谐合, 助脾健胃, 旺盛食欲;徵音抑扬咏越, 通调血脉, 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 引人遐想, 启迪心灵”[19]。阐释了五音各自所具有的功能, 并进一步补充了五音五志论。五音五志论是临床应用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
五脏相音论:《素问·五脏生成》记载:“五脏相音, 可以意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善诊者, 察色按脉, 先别阴阳……视喘息, 听音声, 而知所苦”;此两篇明确提出了“五脏相音”的诊疗思路, 即通过发声探知五脏的内部情况[20]。《素问·五常政大论》结合五运与五行学说具体阐释了五脏偏虚时声音的变化:“肝虚……其声角商;心虚……其声徵羽;脾虚……其声宫角;肺虚……其声商徵;肾虚……其声羽宫”。进一步充实了五脏相音论。五脏相音论是五音疗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观察患者声音的变化来诊查疾病也符合中医司外揣内的基本原理。
辨证施乐的运用原则:中医强调辨证论治, 在五音疗疾的理论体系中亦是如此。《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与《灵枢·五音五味》系统阐述了以五音分类的25种人应当调治的经脉和腧穴等内容, 强调了根据人体质的不同应当选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在辨证施乐运用原则的指导下, 五音疗疾将五音五脏论、五音五志论与五脏相音论等理论融会贯通, 强调在临床应用时应当辨别人的体质、情志状态与证型等, 有针对性的选择曲目, 进而达到修养身心与调节情绪的目的。
2.后代医家对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发展
后代医家在《黄帝内经》确立的传统音乐疗法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对其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在繁体字中, 乐是疗的正字, 药从乐得声, 乐、药、疗三字同源, 元代朱丹溪也提出了“乐药同功论”, 谓:“乐者, 亦为药也”。其认为音乐可以像药物一样发挥治疗疾病的作用, 提高了音乐疗法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21]。明代的《普济方》提出了“五音泄实补虚论”, 其中记载:“五脏有余或不足, 候之五声五音者”[22]。认为妥善运用五音可以补五脏之“不足”, 泄五脏之“有余”, 恢复五脏气血津精液及阴阳的平衡, 以治疗五脏的疾病, 这是继五音疗疾理论之后对临床应用音乐疗法的核心理论依据的又一次质的发展和提升。明代“医术中杰士”张景岳所著《类经图翼》认为运用音乐治疗疾病可以达到“通天地而合神明”[23]的效果, 进一步肯定了音乐疗法的效果。清代吴师机首次明确地将音乐疗法和情志病直接联系起来, 其在《理瀹骈文·略言》说到:“七情之病也, 看书解闷, 听曲消愁, 有胜于服药者也”[24]。后代医家对于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为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提供了更加完备的理论依据。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临床应用记载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不仅拥有充足的理论基础, 而且拥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众多文献记载, 传统音乐疗法不仅可以用来诊断与防治疾病, 疗效甚佳, 而且可以和针刺、汤药等配合使用, 主要被用来治疗情志病和外感内伤疾病。
1.运用音乐疗法辅助诊断疾病
《素问·阳明脉解》云:“足阳明之脉病, 恶人与火, 闻木音则惕然而惊……阳明者胃脉也, 胃者土也, 故闻木音而惊者, 土恶木也”。该篇记载了木音与足阳明胃病之间的病理联系, 通过五行相克理论来解释足阳明胃病患者恶木音的原因, 进而将五音引申为辅助疾病诊断的一种方法。
2. 运用音乐疗法治疗情志病
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 秦国的医生和在给晋平公治疗疾病的时候, 劝导晋平公不要听“繁手淫声”“五降之后不容弹矣”, 避免“滔湮心耳, 乃忘平和”, 以治疗他的“淫溺惑乱之所生”的“如蠱”之疾[25]。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欧阳文忠集》中提到:“吾尝有幽忧之疾, 而闲居不能治也, 既而学琴与孙友道滋, 受宫音数引, 久而乐之, 不知疾之在体也”。欧阳修感慨药物的作用只能“攻其疾之聚”, 而音乐则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如其所言“用药不如用乐矣”[26]。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以针下之时便杂舞, 忽笛鼓应之, 以治人之忧而心痛者”。其编撰的《儒门事亲》记载:“项关令之妻, 病怒, 不欲食……恶言不辍……使二娼各涂丹粉作伶人状, 其妇大笑。次日又作角抵, 又大笑……不数日, 怒减食增不药而瘥”[27]。明代医家徐迪医案中有云:“一女伤于怒, 内卧不得转。迪诊之, 因索花作妇人状, 且歌且笑, 患者闻之不觉回顾, 大笑而愈”。无论是“幽忧之疾”“忧而心痛者”还是“病怒”“伤于怒”, 都属于情志病。从文献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纯用音乐, 亦或音乐与针刺相结合的方法, 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3. 运用音乐疗法治疗外感内伤疾病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得风疾, 因其爱好音律, 长期听曲使其风疾导致的病痛得到极大的缓解, 达到了如其所作《好听琴》云:“万事离心中……清畅堪消疾, 安慰白头翁”及《五弦弹》云:“听之不觉心平和”的良好疗效。辽契丹族医师耶鲁敌律认为“心有蓄热”引起沉疴, 可以“意疗”, 通过大力击打擂鼓, 制造噪音, 激怒患者, 发泄患者心中的“蓄热”, 改善患者的情绪, 从而治愈顽疾怪病[28]。元代刘郁《西使记》中记载以“新琵琶七十二弦”治疗头痛, 可以达到“听之立解”的效果[29]。明代著名医家万全在《幼科发挥·慢惊有三因》中记载, 汪元津的小儿子, 因为“伤食病疟”而“发搐”兼“喜睡”。于是让平日里和汪元津的小儿子一起玩耍的小孩, 在窗前敲钹打鼓, 唱歌跳舞, “未半日目开而平复也, 凡十日而安”[30]。该病案中音乐疗法的治疗效果和之前的“药饵治之, 未得显效”形成鲜明对比。可见, 运用音乐疗法治疗疾病, 可以取得良好的疗效, 对于某些疾病, 其治疗效果甚至要优于药物。
小结
我国古代的诸多文献中均涉及到人们对运用音乐治疗疾病的初步探讨, 虽然这些记载缺乏详细可操作的方法论述, 仍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 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却为音乐疗法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黄帝内经》首次提出五音疗疾理论, 这是对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理论的整理与概括, 后代医家在《黄帝内经》所奠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五音疗疾理论。坚实与完备的理论基础为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众多文献记载, 运用音乐疗法治疗情志病和外感内伤疾病不仅疗效显著, 而且具有无痛无害、简便易行等独特优势。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源自我国古代人民的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 是对客观现实的细致观察和丰富经验的高度总结, 也是医学、音乐与哲学等多学科交融的产物。其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是我国传统医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31]的发展方向,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医疗活动中的常用辅助疗法[32], 仍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应立足于我国传统音乐疗法的理论基础,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源, 结合现代医学实验和研究方法, 研究其科学内涵, 探索具体的可操作的治疗方法, 丰富和完善五音疗疾理论, 使其更好地指导现代临床实践。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李江波 耿少辉 包宇 陈宇坤 张庆 杨丽萍 吕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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