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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具有悠久的中医药文化历史和丰富的药材品种。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骨针将重庆中医药史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山海经·大荒西经》将重庆巫山誉为长满祛病除瘟仙草的“灵山”；《后汉书·地理志》介绍了渝东南地区因朱砂而兴的盛况；《寰宇记》记载了重庆开州车前子作为贡品进贡皇室的荣誉；《名医别录》《大明一统志》《大宁县志》等著作典籍中也有大量关于巴渝盛产药物的记载。
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不仅反映了巴渝大地丰富的药材品种和储量，背后更镌刻着巴渝中医药文化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在与疟疾的抗争中，重庆南川黄常山、重庆酉阳青蒿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药宝库里有抗疟要药
疟疾是被按蚊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疟疾的历史相当漫长，人类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与疟疾的抗争史。一般认为，疟疾发源于非洲，几乎传遍整个世界。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疾年”“疟疾”的记载；西汉时期，汉武帝伐闽越，军吏因染疟疾而死者十有二三；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孟获，士兵因染疟疾，兵未血刃而折损者十有四五；清末的云南思茅因疟疾流行致人口锐减。
放眼世界历史，疟疾肆虐的脚步也从未曾停歇。在古希腊，疟疾被称为“沼泽的热病”，曾致使兴盛的罗马帝国衰亡；17世纪末，苏格兰因疟疾致士兵羸弱，遭到西班牙劫掠，英格兰趁火打劫合并了苏格兰，致苏格兰痛失独立；非洲则是靠着疟疾的“保护”，延缓了被殖民化的进程。
在与疟疾的抗争过程中，我国中医药开创了人类药物治疗疟疾的先河，东晋葛洪的《肘后方》收载了40余首治疟疾的方剂，其中青蒿、黄常山均在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列出了数百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和方剂，为当今抗疟药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线索。在欧洲，最早以泻药清肠、节食、放血等方式治疗疟疾，直到17世纪，发现金鸡纳树皮具有抗疟作用，被广泛使用。19世纪，学者从奎那树皮中分离出奎宁，成为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黄常山抗疟振士气
抗战期间，疟疾肆虐，日本人封锁了奎宁的来源，经研究发现，重庆金佛山道地中药黄常山具有较强的抗疟疾作用，种植黄常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任务。1937年春，重庆南川籍人士、留美归国的农学家刘雨若在南川县（现重庆市南川区）三泉创建金佛垦殖社，延续至今成为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1938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与中央赈济会在南川县三泉创设金佛山移垦区，成立了移垦区董事会和办事处，刘雨若任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在重庆南川金佛山脚下三泉镇建立农垦场，由金佛山垦殖实验区负责黄常山种植，军政部军医署负责黄常山药丸的研制生产。1939年，金佛山所种植黄常山面积已达到1000亩。黄常山被广泛应用于疟疾治疗，有效解决了当时的疟疾之困，保护了抗日士兵的生命健康，恢复了战斗力，也提振了士气，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功臣”。
后来，南川金佛山垦殖实验区几经改革，成为今天的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依托厚重的中医药文化底蕴，该研究所先后出版了《金佛山药膳》《风过南川闻药香》等书籍，举办了一系列中医药文化研讨、传播活动，有力推动了重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酉阳青蒿最为道地
20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黄常山治疟也产生了副作用。为研究新型抗疟药物，1967年，我国成立523抗疟计划办公室。1969年，屠呦呦进入化学研究组担任组长，她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中，从成百上千个复方、古方、验方中，江里淘沙、沙里淘金，找到了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并通过实验反复验证，发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对脑疟等恶性疟疾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目前，青蒿素及其制剂已经成为国际公认治疗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物。屠呦呦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青蒿为中医临床常用中药，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但青蒿素含量随产地不同差异极大。据研究得知，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生长的青蒿，其青蒿素含量都很低，因此药用价值也很低。而重庆酉阳所产的青蒿，其青蒿素平均含量可达8‰以上，部分优选品种青蒿素含量甚至达到16‰，居世界最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酉阳就开始大量种植青蒿，并建厂生产青蒿素，现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青蒿生产基地，其青蒿生产种植技术通过了国家GAP认证，“酉阳青蒿”被国家质检总局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实施保护，酉阳也被誉为“世界青蒿之都”。目前，酉阳的青蒿种植面积已达8万亩，亩产150公斤，青蒿素年产量达60多吨。全球一半以上的青蒿素均由重庆酉阳供应，全球近八成的原料青蒿也都产自重庆酉阳。
重庆南川黄常山、酉阳青蒿素，它们给悠久的巴渝中医药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中国中医药文化在世界医药史上谱下了令人称叹的华章。（何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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