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在制剂及配制成药之前，大部分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加工处理。这种加工处理的过程，就叫做“炮制”。
中药炮制学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炮制”在古代一名“炮炙”，或称“修治”。它是根据医疗和制剂需要，研究中药炮制理论、操作技术及其发展等内容的一门实用科学。“炮”和“炙”从字面上讲都离不开火。它反映了古代的制药情况。现代操作方法虽然已经大大发展和改进了，但“炮炙”的名称，仍然不能丢。因为中药炮制方法是根据中药传统理论而制定的。中药炮制不仅实践内容丰富，而且有它的科学依据。药材炮制方法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药品质量的优劣。
中药是人类在找寻食物的过程中发现的。古人在使用药物时，为了便于服食，就必然相应地产生了洗涤、打碎、劈成小块等最简单的加工方法。当人类发明了用火以后，不仅能使生食变为熟食，同时也为药物“炮炙”加工具备了客观条件。到了夏商时代，由于酒醋和油盐的发明，以及人们对烹调技术的掌握，对于制药的发展，又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知，炮制的起源和发展，既非一个时代所产生，更非某一个人所独创，而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已有制药的记载。如《灵枢·邪客》篇的半夏秫米汤，其中应用的“法半夏”，即是制过的半夏。到秦、汉、三国时代，已发明了炼丹术。炼丹虽然不能实现统治阶级长生不老的奢望，但在制炼过程中掌握了升华、蒸馏等方法，从而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到后汉对药物炮制更为重视，张仲景在他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用方剂大多数注明了炮制，如：麻黄去节，杏仁去皮，附子炮，大黄酒洗等。大约与此同时，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不但把当时所用的药物功用作了总结，并记载了很多有关炮制的资料，如桑螵蛸用蒸法仍为现代所采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不仅在炮制方法和技术上有所改进，而且对制药工具的选择也进行了研究，如切制骨碎补时须用铜刀、石榴皮忌用铁器、煎药用瓦罐等，大多与现代科学是符合的。到了唐宋时代，我国第一部制药专著《雷公炮炙论》，把当时流传的炮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对后世炮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梁代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药物名著，提到蜜的炼制方法，认为“凡用蜜皆先火煎，拣去其沫，令色为黄，则丸药经久不坏”。这给后世炼蜜法提供了宝贵资料。唐、宋、金、元时代（公元618～1368年），医学昌盛，药物炮制亦随着不断进步，尤其是宋代国家开办官药局，进行熟药官卖，大力提倡制备成药，炮制方法相应地日益发展。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的炮制法，名目较前增多。同一煨法，就有面裹煨、纸裹煨的分别，比《雷公炮炙论》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在药物方面更有辉煌的成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列“修治”一项。《本草纲目》虽非炮制专著，但所载炮制方法，极大部分仍为今天药学界所遵循。此外，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是一部论述炮炙的专著。它依据药物类别，分成水、火、土、金、石、草、木等十四都，叙述了四百多种药物的炮制方法。从内容来看，对于炮炙法的记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明代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有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对炮制问题作了概括性的总结。他说，“制药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火制四：煅、炮、炙、炒也；水制三：渍、泡、洗也；水火共制二：蒸、煮二者焉。制法虽多，不离于此。”他提出了炮制的总要求，阐明了炮制的作用，如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米泔制去燥性而和中，乳制润枯生血，蜜制甘缓益元，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路，陈壁土制借土气以补中焦，乌豆汤、甘草汤制可解毒，致令平和。”这些理论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中医、中药的实践。
到清代，对于药物的研究，大多致力于药物的临床应用，炮制方法只附载于各家本草中。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的一百多年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医药学遭受到歧视和排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医药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中药炮制在旧社会的遭遇也不例外。
解放后，中医药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与中医中药不可分割的中药炮制也得到党的重视，所以各地的炮制经验，得以相互交流，炮制方法和技术得以迅速提高。
各地将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炮制经验进行了总结，制订了地区性的中药炮制规范。在编著中国药典时，又根据各地的炮制经验，通过全国中医药人员反复讨论，把我国的传统经验，分别载入药典中，作为一种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炮制工作的依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等单位编写了《中药炮炙经验集成》，这给中药炮制的技术交流和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资料。为了探索中药材炮制后所起的变化，1954年以来，全国各地有关科研单位，先后通过化学、药理、临床等途径，对150多种中药材进行了下列几方面探索性的研究。
（1）浸泡对药材质量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槟榔等药材的炮制研究，发现某些主要成分由于浸泡有所损失，证明不适当的浸泡方法，对药物质量是有影响的。天津市药材公司等单位根据药材的特点，分别采用“喷淋滋润法”、“少泡多润法”、“泡透水尽法”，对传统的浸泡软化方法加以逐步改进，取得较好效果。
（2）药材不同入药部位的研究：有些单位对药材不同入药部位（如：钩藤的钩与茎、枝，当归的头、身、尾，人参的参身与参芦等）的作用及化学成分是否不同作了研究。初步认为：不同入药部位亦无显著差别，分别入药没有必要。
（3）关于药物炮制去毒的研究：几年来对毒药的传统炮制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初步探讨了附子（包括乌头、半夏、马钱子、硫黄、甘遂等药材）的炮制原理，证实了中药炮制去毒是有科学意义的。
（4）关于药物加辅料炮制的研究：分别对醋制（延胡索、甘遂、皂矾、自然铜）、酒制（黄芩、黄连、黄柏）、盐制（泽泻）、米泔水制（苍术）等辅料制作原理作了研究。结果有的是有科学道理的，有的则不然。
（5）关于药物炒制的研究：对槟榔、黄柏、麦芽、谷芽、当归、青皮、酸枣仁等药材炒制前后，化学成分、药理、临床疗效的变化，作了比较，认为炒制不同的药材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为了适应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5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创办了中药研究所。成都、北京、南京、上海、江西、湖北、辽宁、黑龙江等中医学院先后成立了中药系。他们把中药炮制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学，均设有中药炮制课。
上述情况说明：中药炮制和其他事物一样，是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建国以来，中药炮制的生产技术和技术设备，以及科研、教学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整理和研究中药炮制的理论和技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大搞技术革命，使中药炮制逐步向机械化、电气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