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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唐宋的医学和诗学是交相辉映的两颗明珠。文学家在诗作中谈医说药、论方叙病、写神言志，涉及医学史、疾病谱、本草学、方剂学、养生习俗等内容，是探讨唐宋医学史的韵体文献。
士大夫们焚膏继晷地苦读，加之当时照明条件的简陋，眼科疾病是士大夫阶层的多发病，因此在唐宋诗人的笔下有不少关于眼科疾病的诗词。
“穷瞎张太祝”与车前子
被孟郊戏称为“穷瞎张太祝”的张籍，因患目疾，缺医少药，几近失明。他收到在开州任刺史的同僚老友韦处厚寄来的车前子后，作诗《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开州午月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张籍在诗中写道，开州午月产的车前子，人们都说是最道地的药材，用它作药治疗眼病有神效。真是有些惭愧呀，韦使君仍怜惜惦记着我患的眼病，从三千里外的开州寄来车前子，令我这个长安的闲人慨叹不已。
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车前子清肝明目，常用于治疗目赤障翳等症。唐代医家甄权的《药性论》中说，车前子可除“肝风冲眼目、赤痛障翳”。古代医家认为，服用车前子可补虚去翳，与菊花、决明子、青葙子等配伍，多用来治疗目赤肿痛、迎风流泪、视力减退等症。唐代医家孙思邈《千金方》中的“驻景丸”，就是用车前子与熟地、菟丝子等配伍为丸，治疗老年人因肝肾俱虚所致的眼昏生翳、视物不清、迎风流泪等症，至今仍是眼科常用的良方。
百合决明为诗家钟爱
除了药物治疗，食疗也是诗人骚客们防治眼疾的养生方法。山水诗人王维有《百合》诗云：“冥搜到百合，真使当重肉。软温甚蹲鸱，莹净岂鸿鹄……果堪止泪无？欲从望江目。”说的是在昏暗中搜寻到百合，用它蒸煮来治疗目暗流泪的眼疾。诗中形容百合像芋头娇嫩滑软，如天鹅肉般晶莹白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菜部·百合》中引证这则食疗医案，“盖取《本草》百合止涕泪之说”。
自制药枕也是士大夫们热衷的明目安寐的养生方法。宋代文学家黄庭坚有《种决明》诗：“后皇富嘉种，决明注方术。耘锄一席地，时至观茂密。缥叶资芼羹，缃化马蹄实。霜丛风雨余，簸簸扬功毕。枕囊代曲肱，甘寝听芬苾。老眼愿力余，读书真成癖。”诗中称赞决明子是天地间的嘉种，在方术书上已有记载。黄庭坚种了一席之地的草决明，精心耘锄，时时到畦前观察长得是否茂盛。草决明叶子可摘来做成菜羹食用，鲜美无比；淡黄色的花落下后，就结成菱形光亮的马蹄实。秋冬季霜后采收成熟的决明子，晒干簸净，除去杂质，制成药枕，芬芳助寝，安神明目。药枕明目的功效，满足了诗人们皓首穷经的癖好。
白居易的目疾与疗养
唐代诗翁白居易一生坎坷，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他27岁考取进士后，经历宦海沉浮，直到37岁才结婚。由于官场失意和生活清苦，再加上子女的夭殇，使白居易患了很严重的目疾，从其诗作中屡屡可读到相关记叙。
在《眼暗》诗中，白居易写道：“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诗翁在诗中谈及自己患眼病的原因，是由于年轻时秉烛苦读地穷经积学，不注意视力的保护，到了晚年视力减退，又屡遭子女夭亡的精神打击，情志不畅，悲郁多泣，才导致眼疾缠身。接着，诗人详细地描写了自己患眼病的症状：“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你看，一朝一夕的铜镜松灯前，模糊的视力给理政读书的诗翁带来多少难言的痛苦？
频发的眼疾使白居易与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阅览眼科医书，服用滋阴养肝的中药，并用民间验方黄连的汁液点眼治疗。在《眼病二首之一》诗中，白居易描述了自己患眼病时的症状：“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诗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叙述了自己患眼病时出现的症状，简直就是一例诗体的眼科病案。从诗中的自述来分析，他的双眼出现了畏光、晴上生翳、视物不清的症状，很可能是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中医眼科称之为“云雾移睛”“浮翳内障”。《眼病二首之二》中写得更详尽：“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诗中提到的《龙树论》，又称《龙树菩萨药方》，是隋唐时印度医学随佛教传入中国后，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书。决明丸由石决明、车前子、黄连蜜丸而成，是中医治疗肝虚气浮、风眩眼花的方剂。可以想见，诗翁接受道友的劝告，休官回乡，“谢绝名利，洞身静修”。他浏览医药学书籍，炮制丹药，遵守医嘱节酒养目，“惟将绿醅酒，且替紫河车。”但药力有限而痼疾难却，诗翁不得不求助于金针拨障术。
唐代的眼科手术
唐代眼外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杜甫的“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李商隐的“约眉怜翠羽，刮膜想金篦”等诗可知金针拨障术在当时已相当普遍。除金针拨障外，翼状胬肉割除术、倒睫拔除术等也已常见。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崔慎由传》中载：“慎由苦目疾，不得视，医为治刮，适愈而召。”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二》载，晚唐诗人皮日休天生“重瞳”。现代眼科认为，这实际上是瞳孔发生黏连畸变，通常是白内障的早期症状。诗人陆龟蒙将皮日休与齐梁时的诗人沈约相比，“但医沈约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满枝”。皮日休有《早春病中书事寄鲁望》诗，叙述了“眼晕见云母，耳虚闻海涛”的症状。他告诉陆龟蒙，自己抱疾杜门，戒酒养目，不得不“案静方书古，堂空药气高”来颐养。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的弟弟杜顗受白内障困扰，杜牧在《樊川文集·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记述自己重金邀请同州眼科世医石公集到扬州，为弟弟施行金针拨障术。石眼医诊察后，说要等到明年春天，瞳子中生出“脂色玉白”，才可施针拨障。第一次疗效欠佳，五个月后又施行第二次拨障术，仍未复明。后来，杜牧又延请同州的另一位眼医周师达，继续为弟弟杜顗诊治。周氏眼医诊察后说，眼有赤脉，凡内障脂凝有脉缀之者，针拨不能去其赤脉，要用药物治疗，赤脉不除，不能再妄施针。杜牧用详尽的笔墨，记载了两名眼科名医对白内障病变特征的把握，拨障手术适应证的选择和不能手术的原因等。从杜牧笔下这则弟弟杜顗疗眼疾的医案，则可见唐代金针拨障术的一斑。
宋代眼科理论的创新
宋代元丰（1078—1085年）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科分别单独成科。眼科理论的创新，以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病七十二证理论为标志。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方法，比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王怀隐、王祐等人奉宋太宗赵光义敕令编著的《太平圣惠方·开内障论》中所记载的金针拨障术更为详尽，“凡内障之眼，形候甚多，好恶非一：有冰、有涩、有滑、有散。”指出医生临证时要注意眼翳形状的浮沉、老嫩，所用金针的轻重、粗细等，并有严格的适应证，“无障者可用小针，嫩薄者须用大针，障浮者，去鸟珠下针之，障沉者须远下针”；“翳若沉，下针近拨之……翳若浮，下针远拨之”等。
宋代还有一本书名为《秘传眼科龙木论》的专著，当时的太医局将《龙木论》列为医师的必读之书。书中对于老年性“圆翳内障”、先天性“胎患内障”、外伤性“惊振内障”、并发性“绿风内障”等23种类型白内障的病因、症状、检查、诊断、手术适应证、禁忌证以及手术前后的准备、手术方法及术后的护理等，都有确切的论述。外障49证中，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载并存在至今的眼科疾病。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赠眼医王生彦若》的200字五言诗，写他目睹眼医王彦若为患者施行金针拨障术的情景。
清代眼科学集大成
清代医家张璐的《张氏医通》和吴谦等编撰的《医宗金鉴》等中医书籍，均对金针拨障术有专门的介绍。张倬是名医张璐的次子，精于金针拨障术。在《张氏医通·金针开内障论》中，他记载了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七则病案。文中还介绍了一种“过梁针”的手法，即医生给患者左眼施行手术时，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术时，则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习惯，可用右手由患者内侧角膜缘外进针，但手和拨障针要横越鼻梁，故称“过梁针”。难能可贵的是，张倬在书中提出：“凡初习针时，不得以人目轻试，宜针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见他对金针拨障术所持的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
清代医家黄庭镜总结前代眼科学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于乾隆六年（1741年）草成《目经大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始得以抄录全集，装订成册，但未刊行。黄氏弟子邓赞夫得悉此书后，于嘉庆十年（1804年）刊行，更名为《目科正宗》。后被黄庭镜之孙得见，遂以家藏旧本相校后，仍用原名《目经大成》刊行。书中将金针拨障术的操作方法归纳为八个步骤，称为金针拨障术“八法”，为后世眼科医生奉为圭臬。
唐由之改进金针拨障术
国医大师唐由之继承和改进了中国古代的金针拨障术，突破现代解剖的权威观点，即《目经大成》书中所谓“风轮与锐眦相伴，正中插入毫发无偏。”此部位曾被现代眼科学列为手术的“禁区”，认为易造成交感性眼炎、出血和感染。唐由之采取了在术中增加划破玻璃体前界膜的动作，从根本上解决了术后并发青光眼的可能，用这种改进的金针拨障术为数千例病人做过手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得到了国内外眼科学界的公认。
唐由之曾用改良后的金针拨障术，为柬埔寨宾努亲王和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瓦希德进行了手术，使他们因患老年性白内障而失明的眼睛恢复了光明。后来又为毛泽东主席成功地施行了老年白内障金针拨障手术。手术成功后，毛主席欣喜之余，挥笔写下鲁迅先生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赠与唐由之，留下一则医林佳话。
现代眼科白内障手术的精准发展，见证了金针拨障术的悠久历史和确凿疗效。诵读唐宋诗人们的眼病诗歌，给了我们文化自信和传承创新的使命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原所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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