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宋徽宗《圣济经》《圣济总录》之言道与载具
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 在历史上名声不佳, 但他在书法、诗词、绘画以及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元代脱脱修《宋史》时说其“诸事皆能, 独不能为君耳”。宋徽宗在位25年, 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改革医官制度, 兴办官药局, 重视医学教育, 编撰医书, 主持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著, 而且还亲自撰写医学理论性著作《圣济经》。《圣济经》十卷, 四十二章, 主要论述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胎孕养生、察色按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药性治法等, 大旨遵循《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 是北宋时期不可多得的较为纯粹的医学理论性著作。全书以函述医道为出发点, 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原理, 在疾病的诊断治疗上将《素问》论病、证、治的基本法则贯穿其中, 形成了一套较为精炼的医学理论体系, 为金元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在《刻圣济经叙》中云:“文浅而意深, 言近而旨远, 可为读《素问》之阶梯”[1]2。《黄帝内经》的历代学术成就, 《圣济经》并未被列入其中, 此书在医学史上较少受到关注, 未能充分体现其医学价值, 是《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的一个缺憾, 也是医学发展史的一个缺憾。
以《圣济经》言道, 《圣济总录》载具
宋徽宗笃信道教, 自称教主道君皇帝, 但北宋时期三教合一, 《圣济经》同时运用道家、儒家思想阐释医学原理, 体现了儒道融合的特点。宋徽宗撰写《圣济经》, 主要目的在于明道, 他在序言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 未有能已人之疾者”[1]4。若明此道, “可以养生, 可以立命, 可以跻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1]5, 《黄帝内经》即为载道之书。宋徽宗阐述《黄帝内经》, 不同于王冰、杨上善等对《黄帝内经》全文的通盘整理注释, 而是以宋代以己意解经的思想方法, 将《黄帝内经》主要是《素问》有关条文融汇于篇章之中, 通过经典之“本文”, 把握其“本意”, 从而探求其“本义”, 反映了鲜明的时代学术特点。
关于《圣济经》和《圣济总录》的关系, 《圣济总录》宋徽宗序说:“著书四十二章, 发明《内经》之妙, 曰《圣济经》。其意精微, 其旨迈远, 其所言在理, 所以探天下之至赜……首之以风疾之变动, 终之以神仙之服饵, 详至于俞穴经络、祝由符禁, 无不悉备, 名之曰《政和圣济总录》。其所载在事, 所以祐天下之至神。盖圣人之駴世, 本在于上, 末在于下, 无见于上则治之道不立, 无见于下则治之具不行。《经》之所言者道也, 医得之而穷神;《总录》之所载者具也, 医用之而已病”[2]3。
《圣济经》发明《黄帝内经》之妙, 所关注者为其意、其旨、其理, 不涉及疾病的具体治疗;而《圣济总录》主要收载诸病方治。具, 即器,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 程颐说:“经所以载道也, 器所以适用也”[3]21, 二者可以说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宋徽宗评价汉唐医学, 认为这一时期医学应归于“器”的范畴, 将其代表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称之为“方术”, “方术者治疾之大法”, 谓二人是“游于方术之内者也”, 而《黄帝内经》则“超然独见于方术之外”, 可谓之“道”。《圣济经》通篇皆阐发《黄帝内经》之道, 并将《黄帝内经》《圣济经》作为医学教材颁行全国, 使医学发展由以方治为主体的术转换为以医理为主体的道, 为金元医学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圣济总录》有关医学理论主要载录于第三卷《叙例》和第四卷《治法》, 尤其治法一卷, 主要篇章有治神、治宜、平治、逆从、奇偶、本标、通类、轻重、补益、汤醴等, 其相关法则皆源于《圣济经》, 今择其要者叙之。
形体乖和, 治神为先
《圣济经》注重情志内伤对人体的影响。关于情志, 《圣济经》统称为“神”, 认为五脏皆有神, 神在肝为魂, 在肺为魄, 在脾为意与智, 在肾为精与志。神统御内外, 五脏情志皆统于心。《知极守一章》云:“故心藏神也, 是谓君主之官, 以统内外者, 以神而已。观形立气布, 而神斡旋于中, 则统外可知。肝肺脾肾而神无不在, 则统内可知”[1]124。
《圣济经》详细阐述了情志内伤所导致的疾病, 如思虑过度则伤神, 神在心属火, 思为脾之神, 属土, 土盛而火废, 易患肉脱。忧愁过度则伤意, 金盛而土废, 其病为肢废。悲哀过度则伤魂, 金气过盛克伐肝木, 肝主筋, 则患筋挛。喜乐无极则伤魄, 病皮槁。盛怒不止则伤志, 木气过盛, 子盗母气, 而患腰脊不可俯仰。七情过度还可使气的运行受阻, 升降失常, 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 悲则气消, 恐则气下, 思则气结。“情动于中, 非若外邪之轻且缓也”, 情志之病伤及心神, 动摇了人身之根本, 比外感邪气所致者更加严重。因此, 在诊病上要求医者“必观其态, 必问其情, 以察存亡得失之意”, 关注患者情绪、心理对疾病的影响, 治疗上“告之以其败, 语之以其善, 导之以其所便, 开之以其所苦”, 注重心理疏导, 使患者从心理上接受、配合治疗, “神受则意诚, 意诚则功倍”[1]126, 是以“治神为先”, 也是较早的心理治疗思想。
《圣济总录·卷四·治法》, 第一篇即为《治神》, 专论“以治神为先”思想, 认为病不可专以药攻, 需“察精神志意存亡得失, 以为治法”, 谓形体之乖和是神先受之, 凡治病, 需先致其所欲, 正其所念, 去其所恶, 损其所恐, 然后才可治愈。若专恃于药物而不问其情, 则精神不进, 志意不治, 而病不可愈。七情致病, 《圣济总录》主要归于《诸气门》, 如七气丸方, 主治寒气、热气、愁气、怒气、惊气、思气、恚气。
啬肾藏精的肾本元思想
男女媾精, 万物化生, 皆“天地阴阳之形气寓焉”。《圣济经》持肾本元论思想, 《通用时数章》说:“肾藏天一, 元气属焉。人非天一, 无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 此守元气以立始也”[1]118。
天一生水, 肾为水脏, 肾藏精, 故云“肾藏天一”。“道生一”, “一”为天之本, “天一”为人之本, 故肾中元气为人之本, 金、木、火、土四脏皆赖肾中元气以生。《道德经》以“啬”为长生久视之道, 云:“治人事天莫若啬”[4]。《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谓啬, 说:“天一在脏, 以肾为事, 立于不贷之圃”[4]。“立于不贷之圃”出自《庄子》, 在啬肾上可以理解为保养肾所藏之精不外泄, 则不需借助外物之助力, 也就是无需服食药饵。“肾以悭为事”, 啬肾是宋徽宗在养生上无为思想的体现,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圣济经》由啬肾思想出发, 谓精藏于肾, 过用则竭, “专以啬之可也”。
《圣济总录》在虚损的补益上较好地体现了以肾为本的啬肾思想, 卷第一百八十五至一百八十七3卷为《补益门》, 诸篇名除进饮食、驻颜色、明耳目等杂论以外, 皆以补肾为要, 如补虚益精髓、补虚固精、补壮元阳、补虚壮筋骨、补虚强力益志、补虚理腰膝等篇。补法上主张平补, 《补益门》第一篇为《补益统论》, 第二篇即《平补》, 反对随意使用金石丹药:“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不明乎道, 未有能已人之疾者, 世人贪饵药石, 惟务酷烈, 非徒无益, 反伤和气。故方书论平补之法, 欲阴阳适平而已”[2]3009。平补方皆为补肾方, 如地黄煎、枸杞子丸、八味丸、小地黄煎丸、石斛丸、鹿茸丸、附子苁蓉丸等。如山芋丸方平补诸虚百损, 药用山芋、牛膝、菟丝子、白茯苓、巴戟天、泽泻、赤石脂、五味子、杜仲、山茱萸, 方中大量补肾之品, 且药性皆较为平和。第三篇《峻补》, 篇首论曰:“阴阳之气本自和平, 过则生患。峻补之药施于仓猝, 缘阳气暴衰, 真气暴脱, 或伤寒阴证诸疾急于救疗者”[2]3015。峻补方中有金液丹方, 只硫黄一味, 可峻补一切虚冷。此方作用峻猛, 只可用于上述阴寒急症, 目的是助阳气以扶衰弱, 余则不可轻试。
坎离交媾、水火既济的心肾关系
对于心肾之间关系, 《圣济经》注重坎离交媾、水火既济, “要其功用之所归, 则相逮而为既济”。天地之阴阳升降, 阳中有阴, 下降极而生阳, 阴中有阳, 上升极而生阴, 二者循环往复:“盖肾之属水也, 心之属火也。水不逮火, 则心何以能降液, 即心降液, 则若阳升极而后肃肃者出焉也。火不逮水, 则肾何以能升气, 即肾升气, 则若阴降极而后赫赫者发焉也……其象为水火, 其卦为坎离, 皆欲其相逮而已。唯能交媾济用, 则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 在此而不在彼”[]。
地气升为云, 天气降为雨, 比之于心肾, 肾属阴而其中有阳, 心属阳而其中有阴。《圣济经》以道教“气液说”论心肾关系, 肾升气, 气中有真水, 心降液, 液中有真气, 气液相交, 真水、真气相互交媾济用。阴阳之气既不可以太盛, 亦不可以太衰, 须相互济之, 可以称全功。阳盛则热, 阴盛则寒, 常规治法是用寒性药治热病, 热性药治寒病。然而病状万变, 亦有治之无效者, 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不退, 热性药治寒病而寒不除, 似此类病症, 《圣济经》提出应转而应用水火既济之法, “寒之而热者取之阴, 热之而寒者取之阳”, 如用寒性药治热病而热更甚, 则以水济火, 肾属水, 滋肾水以除热。如用热性药治寒病而寒更甚, 则以火制水, 心属火, 益心火以祛寒。
《圣济总录》以水火既济之法为治疗热甚、寒甚的治则, 卷第四《治法·通类》云:“假有病热, 施以寒剂, 其热甚者, 当益其肾, 肾水既滋, 热将自除。人有病寒, 施以热剂, 其寒甚者, 当益其心, 心火既壮, 寒将自已”[2]178。水火既济之法在消渴的论治上反映得比较清晰, 《消渴门·消渴统论》论消渴的病机, 认为此病由脾瘅转化而来, 是由于过食肥甘, 或服食金石丹药, 属膏梁之疾, “皆单阳无阴, 邪热偏胜故也”。其病机根本在于肾水燥涸, 无以上润心肺, 故内外消铄, “盖以心肾气衰, 水火不相济故也”[2]1064。消渴用方治疗走向主要不在于苦寒泻火, 而以养阴药应用较多, 常用方, 如麦门冬饮、天门冬饮、栝楼根丸、葛根丸、八味丸、生津丸、冬瓜饮等。如天门冬煎方治消渴烦躁, 惊悸不安, 药用天门冬、白蜜二味;芦根汤方治消渴烦躁, 小便多, 药用芦根、栝蒌根、牡蛎、知母、麦门冬, 5味药中苦寒药仅知母一味, 诸方配伍较好地诠释了《圣济经》的水火既济治疗思想。
先食养, 后药治, 扶正以祛邪
《圣济经》在疾病的治疗上主张先以食养, 后以药治, 先扶正, 后祛邪, 更重视食养。“谷者, 养真之物, 冲和寓焉。药者, 攻邪之物, 剽悍出焉”。药物为攻邪之品, 其性剽悍峻利, 容易伤人, 而患者体质较弱, 恐难以承受药力, 故需先以食养。“治病之法, 必以谷气为先。正其卒伍, 然后可以语兵革。备其土木, 然后可以语堤防。调其荣卫, 然后可以语汤剂。荣卫衰微, 则何以御悍毒之药。是以或养或益, 或助或充, 禀贷有多寡, 治养有先后, 举皆百物委和, 以合天地之太和”[1]111。
冲和, 天地间冲和之气。《圣济经》将此气分为两类, 一为太和, 又称大和, 《易·乾》:“保合大和, 乃利贞”, 指天地自然冲和之气;一为委和, 指天地自然赋予人的冲和之气, 或可以称之为元气。谷味为甘, 甘为土之气, 坤土长养万物, 故谷禀“太和滋育”之气, 在食物之中冲和之气最为充足, 亦最为养人。且谷首先入胃, 《黄帝内经》以胃气为人身之根本, 称为“水谷之海”, 谷与胃同气相求, 故以谷气为本。先正本, 后清源, 以食养调和营卫, 再以峻药祛疾。遵循这一法则, 可使委和, 以合太和, 充分体现了先扶正后祛邪的治疗理念。
《圣济总录·卷三·叙例》列《食治》篇论食治之总则, 亦以食治为先, 谓食能排邪而保冲气, 凡有疾当先以食疗, 食疗不已, 然后再予药治, 用药是不得已而用之。卷第一百八十八至一百九十3卷为《食治门》, 列诸病食治方, 包括诸风、伤寒、虚劳、吐血等内外妇儿各科疾病29个大类。《食治统论》云:“五肉五果五菜, 必先之五谷, 以夫生生不穷”[2]3082, 食是安身之本, 若不知食宜则不足以存生。《圣济经》以谷气为本, 《圣济总录》食治诸方亦以粥类为多。如食治诸风, 载食治方21首, 其中用到谷类者多达17首, 如葛粉饭方、人参粥方、天蓼粥方、大枣粥方、荆芥粥方等。其中, 荆芥粥方主治中风言语蹇涩, 精神惛愦, 口面喎斜, 方用白粟米二升半、荆芥穗、薄荷叶各一握, 豉三合, “上四味, 先将三味以水三升煮至二升, 去滓取一升半, 投米煮粥, 空腹食之”[2]3082。诸食治方所载谷类品种有粟米、粱粟米、青粱粟米、白粟米、粳米、红粳米、糯米、豉、薏苡仁等数种, 剂型也呈多样化, 有粥、饭、饼、饮、羹、汤、乳、煎等。
以理对药物定名辨实
“天之所赋, 不离阴阳。形色自然, 皆有法象”, 凡物类皆有自然之理, 《圣济经》认为药物的命名即可反映自然之理。如梅, 梅、媒声同, 梅以媒为声, 是由于梅能够调和异味, “梅可作羹, 能和异味而合者如之, 是以梅犹媒也”。又如芎藭, 又作穹穷, 芎藭之气上达巅顶, 故以穹穷为名。《圣济经》对萆薢、藙、薏苡仁、甘遂、桃、楙、枸杞子、菖蒲、礞石、蘘、兰、芣苢、莨菪、芫花等十余味药均以其作用释名。药物之命名皆有理, 然而往往“或质同而性异, 或名异而实同”, 药物名称混乱, 用错的也屡见不鲜, 有“以蟛蜞为蟹者”, “服老芋为茯神者”, 故需“循名而考实”:“或同质而性异, 察其性可也。或名异而实同, 究其实可也。或孕正气, 则求其所禀。或托于异类, 则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渝, 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 于以避其所忌。因于物而辨其理之自然, 因自然而用之适其益, 非烛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 实之所宾也。名之不正, 则实将安辨。循名而考实, 则名不可以不正, 名正矣, 则实可以因名而得”[1]161。
《圣济经》对药物性用的辨别分为6种:同质异性、名异而质同性近、孕正气、托于异类、物化未渝、物宜之相戾。如“菊花异种, 因以别苦甘之味”, 菊花茎紫色、气香者味甘, 茎青色、气如蒿草者味苦, 是一花异种而味有别, 属于同质异性。腊雪可以治温病, 是禀自然至阴之气而有相应自然之性, 属于孕正气。络石藤缠绕于石上, 故具石之性, 可以延缓衰老, 是托于异类。蟹可以解漆疮之毒, 石蟹是蟹的化石, 也有同样作用, 属于物化未渝。“羊食钩吻而肥”, 钩吻于人有大毒, 却可以肥羊, 是物宜之相戾。
《圣济总录》依《圣济经》对所收药物做了详细规范与鉴别, 《叙例·药品篇》谓:“药品有物异名同者, 有物同名异者, 称呼既别, 性用不一, 修合之际, 多有疑贰, 今悉改正”。并举通脱木与木通、生地黄与熟地黄的实例予以说明, 如通脱木与木通, 二物皆名通草, 是物异名同;“古方用干地黄, 不分蒸曝生干, 二者治疗性用不同, 今以生熟为别, 此物同名异者也”[2]170。如平补诸虚的地黄煎丸方, 其药用地黄3种, 分别是生地黄 (取汁) 、熟干地黄、生干地黄, 三者所用药名极为清晰, 使用者一目了然, 不致混淆。
《圣济经》言治之“道”, 以立道为主旨, 《圣济总录》载治之“具”, 以治疾为内容, 宋徽宗说:“朕作《总录》于以急世用而救民疾, 亦斯道之筌蹄云耳”[2]3。然今往往知《圣济总录》而不知《圣济经》, 亦可谓得筌而忘鱼, 得蹄而忘兔。陆心源说:“徽宗以天下为儿戏, 自取败亡。然于岐黄家言, 实能深造自得, 其敕定之《证类本草》《圣济总录》至今亦奉为圭臬。苟使身为医士, 与同时诸人较长絜短, 岂在朱肱、许叔微下乎”[1]3。
参考文献
[1]宋·赵佶.宋徽宗圣济经.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4
[2] 宋·赵佶.圣济总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3] 宋·程颐.四库全书·二程遗书.影印本.卷六.北京:中华书局, 1965
[4] 宋·赵佶.道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影印本.1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谷建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