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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治思路中的兵道阐微
医道昉乎轩岐, 兵法肇自孙武。世人皆谓医以生道著, 兵以杀机名, 殊不知医若失治误治, 则刀圭利于斧钺;兵若善遣善用, 则戈戟亦起沉疴。《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1]386。伯什之器本为止戈息争而陈, 故黄帝修德振兵, 伐蚩尤于涿鹿之野, 遂一统华夏, 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治而坐明堂, 与岐伯问难, 吐辞立说, 垂著驰论, 传医之大道以福寿万民。
孰谓医与兵之不相通哉?醫之字义, 从殳、从医、从酉。殳, 兵家五械之一也, 与弓矢、矛、戈、戟同列;医, 《说文解字》谓之“盛弓弩矢器也”[2]。匸矢为医, 止戈为武, 盖医鸣金革之音, 武蕴圣贤之德, 故医家以针石为矛, 攻邪伐疾;兵家以戈戟为药, 定国安邦。医与兵相通矣, 彼中有我, 我中有彼, 如一阴一阳环抱相守而不缺。若譬身体为国家, 则肌肤为屏障, 五脏为城池, 经络为饷道, 正气为一国之军力, 内生五邪为叛乱之内寇, 外感六淫为入侵之外敌, 而邪正相争为两军交战。故曰:治病如治寇, 用药如用兵。
兵法医理, 颇多契合, 故可相互印证, 共阐幽微。兹举数例, 以兵家之眼, 观医者之心。瞽言刍议, 伏待斧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识病议药、药到病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语出《孙子·谋攻篇》中“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不知彼, 不知己, 每战必殆”[3]25。用兵如此, 用药亦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里说:“我既为师, 彼则为敌, 大敌在前, 必察其情, 虚实真伪, 得其情而可以无疑矣”[4]。因此, 在治病用药之前, 我们要观其色、听其声、嗅其味、问其症、切其脉, 然后审证求因、辨证施治。
明察病情, 为的是“知彼”, 而深谙医理, 才能做到“知己”。临床上, 不仅要知己知彼, 还要知利知害, 这是因为“凡药有利必有害, 但知其利不知其害, 如冲锋于前, 不顾其后也”[5]。
知己知彼, 方能识病, 知利知害, 才可议药, 而识病又在议药之先。《寓意草》云:“治病必先识病, 识病然后议药, 药者所以胜病者也”, 又说:“迩来习医者众, 医学愈荒, 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 其夭枉不可胜悼”[6]。这是17世纪喻嘉言对当时“议药不议病”的医学流弊发出的振聋发聩之音。然而数百年之后, 依然有余云岫、方舟子等浅鄙之流提出“废医存药论”“废医验药论”, 岂不谬哉!医之不存, 药将焉附?不谙医理, 不察病情, 动辄投药, 以期幸中, 误世殃人无穷矣。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病宜速治、迟则生变
《旧唐书·李靖传》记载:“兵贵神速, 机不可失。今兵始集, 铣尚未知, 若乘水涨之势, 倏忽至城下, 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此兵家上策”[7]。战场局势瞬息万变, 其机在于俄顷、其差不容毫发, 故要紧抓战机, 果断出击。
对医家而言, 此“良机”即是病邪初起, 其势未壮之机。扁鹊三见蔡桓公, 皆是治病之机, 然桓公讳疾忌医, 坐失良机, 乃至病入膏肓, 无药可治。故曰:病宜速治、迟则生变。
速治之法, 还须因病而宜, 切不可一褱而论。卒病疫疾, 治宜速胜, 譬之武王西伐, 会朝清明也;久病痼疾, 治宜缓图, 譬之周公东征, 三年始旋也。《黄帝内经》曰:“两军相当, 旗帜相望, 白刃陈于中野者, 此非一日之谋也”[8]。夫沉疴之成也, 积石成山、积水成渊, 绝非一时一日之功, 故“凡久远之病, 则当要其终始, 治从乎缓”[9]。
兵贵于精、不贵于多——药贵于精、不贵于繁
“兵贵于精, 不贵于多”[10], 语出明代冯梦龙所著《东周列国志》。意思是说, 战斗力的强弱, 不在于士兵的数量, 而在于士兵的质量。一支训练有素、斗志昂扬的精锐之师, 胜过无数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的蜂营蚁队。用兵如此, 惟医亦然。明代张景岳言:“观仲景之方, 精简不杂, 至多不过数味, 圣贤之心, 自可概见”[9]。
清代纳兰性德曰:“以一药遍治众病之谓道, 以众药合治一病之谓医”[11]。此语虽有偏颇, 但亦耐人寻味。药味过多、药品过杂, 则难以力专效宏。故明代新安医家汪昂在编撰《医方集解》时, 凡药物超过20味以上的方剂, 概不选录。他说:“古人立方, 分两多而药味寡, 譬如劲兵, 专走一路, 则足以破垒擒王矣。后世无前人之朗识, 分两减而药味渐多, 譬犹广设攻围, 以庶几于一遇也。然品类太繁, 攻治必杂, 能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乎?兹集药过二十味以上者, 概不选录”[12]。
今之时医, 欲效东垣, 用药既多且杂。然东垣用药, 如韩信将兵, 多多益善。内伤杂病一科, 症情复杂, 多为一脏损而它脏俱病, 非药少所能奏功。况东垣用药, 多而不杂、大而不乱、标本兼治、主次分明, 皆有章法可循。故王纶在《明医杂著》里说:“明察药性, 莫如东垣, 盖所谓圣于医者也。故在东垣则可多, 他人而效其多, 斯乱杂矣”[13]。张景岳亦云:“虽然东垣之法非不善也, 然余则宁师仲景, 不敢宗东垣者, 正恐未得其清, 先得其隘, 其失者岂止一方剂也哉”[9]!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病无常形、医无常方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能因敌而制胜者, 谓之神”[3]50。用兵如此, 用药亦如是。临床疾病千变万化、错综复杂, 若偏执一方, 则殃人无数矣。故李中梓在《医宗必读》里说:“病无常形, 医无常方, 药无常品”[14]。
兵法有奇有正, 医法有常有变。圣人举一隅之常, 世人当能反三隅之变。惟有知常达变, 一隅三反, 方谓用药如神。费伯雄在《医醇賸义》中说:“师古人之意, 而不泥古人之方, 乃为善学古人”[15]。
病万变, 药亦万变, 然万变不离其宗。《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1]362。治病之本, 本于阴阳。舍阴阳而治者, 犹如黄钟毁弃, 瓦釜雷鸣;从阴阳而治者, 方能对证下药, 切中肯綮。
围师遗阙、示敌生路——开门逐盗、给邪出路
“围师遗阙”[3]59语出《孙子兵法》。古代兵临城下, 如围师无阙、一昧强攻, 守城敌军见无生路, 必然困兽犹斗, 誓与城池共存亡。为避免伤亡过多, 往往在围城之余留一出口, 示敌以生路, 从而消其斗志, 涣其军心。
用药亦同此理。中医也有“开门逐盗”“给邪以出路”之说。围师遗阙, 为的是示敌以生路, 欲擒而故纵之;开门逐盗, 为的是给邪以出路, 邪去而正安之。两者皆寓疏而不堵之意, 皆含避伐免杀之心。吴鹤皋《医方考》云:“古人治下焦瘀热之病, 必用渗药开其溺窍者, 围师必缺之义也”[16]。周学海亦认为治病须给邪以出路, 其《读医随笔》云:“凡治病, 总宜使邪有出路”[17]。
“给邪以出路”体现了中医重疏通而忌堵滞的思想。鲧治洪水, 筑堤围坝, 水来土堙, 而洪水益虐;大禹治水, 高凿低通, 疏而不堵, 而洪水乃治。张子和之汗、吐、下三法, 也寓开门逐盗之意。《儒门事亲》说:“若不去邪而先以补剂, 是盗未出门而先修室宇, 真气未胜而邪已横骛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 始可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 皆鲧湮洪水之徒也”[18]35。
今之世人, 物质充裕, 生活安逸, 虽注重养生保健, 却又不得其法。人们过食膏粱厚味, 动辄以人参、虫草为补, 认为补品纯益无害, 而医者也喜开补药, 认为补药者, 人皆爱之, 何乐而不为?殊不知, 邪未去先议补, 犹鲧湮洪水、闭门留寇也。近千年之前的张子和, 早已给予警示:“惟庸工之治病, 纯补其虚, 不敢治其实, 举世皆曰平稳, 误人而不见其迹。渠亦自不省其过, 虽终老而不悔, 且曰:‘吾用补药也, 何罪焉?, 病患亦曰:‘彼以补药补我, 彼何罪焉?’虽死而亦不知觉”[18]35。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宝命全形、阴阳自和
《孙子兵法》里说:“凡用兵之法, 全国为上, 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3]17。孙武的“全国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土壤之中的。无论是儒家的“仁者爱人、以礼存心”[19], 还是道家的“兵者不祥、胜而不美”[20], 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21], 都蕴含着“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的王道。这与中医提倡的“宝命全形、阴阳自和”的理念又是不谋而合的。
凡药皆有偏性, 即使是甘草、人参之类的上品补药, 如误用致害, 也与毒药无异。故不得已而用之, 正如不得已而陈兵。正如《医学源流论》所载:“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 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 五菜为充, 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 误用致害, 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 必生奇疾, 犹之好战胜者, 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 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 亦不得已而后用, 其道同也”[22]。
西医在一些癌症的治疗过程中, 经常过度依赖“放疗”“化疗”, 导致痼疾未除, 正气先伤。“药物本身是为补偏救弊而设, ‘过当则伤和’, 故医者病治到一定程度‘当思减损’, 给机体自身一个调整修复的时间空间, 而无需药竞全功”[23], 如能燮理阴阳, 充分调动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 使阴阳自和, 不药而愈, 善之善也。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先医其心、后医其身
“攻心为上”, 从本质上讲, 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策略。伏尸百万, 流血漂橹, 为下下之策;而先攻敌心, 兵不血刃, 乃上上之策。情志疗法着眼于自身心理状况的调节, 避免了药物对身体的损害, 亦为上上之策。故《青囊秘录》云:“善医者, 先医其心, 而后医其身”[24]。
兵家攻心之策, 有文伐、武慑、诡诈之分, 而医家医心之术, 亦一一契合。
“文伐”, 语出《六韬》。文伐之要, “因其所喜, 以顺其志”[25]。战国时期的麦丘之战, 即是文伐的经典案例。赵惠文王十九年, 惠文王命赵奢为将, 攻打齐国的麦丘。赵奢询问俘虏, 得知麦丘城内粮草匮乏, 于是向城中不断投粮, 久之百姓人心动摇, 杀守将而降。赵奢利用城中百姓缺粮的实际情况, 投其所好, 使人心思变, 最终兵不血刃, 拿下城池。中医情志治疗亦有“投其所好”之说。《荀子》说:“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勿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26]。七情六欲为人之天性, 当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时, 就会导致心理上的疾患。故《续名医类案》说:“虑投其所好以移之, 则病自愈”[27]173。《儒门事亲》亦云:“好棋者, 与之棋;好乐者, 与之笙笛”[18]76。可见, 文伐之“因其所喜, 以顺其志”亦是中医情志治疗的重要手段。
武慑之术, 顾名思义, 即以武力进行威慑, 给敌人心理带来压力, 从而为己方制造有利条件。北齐兰陵王每次出征, 必戴一副面目狰狞的面具, 加之作战勇猛, 敌人见之无不胆寒发竖, 望风而逃。武能慑, 慑使恐, 恐则败。“恐”不仅可以制敌, 亦可以治病。张子和善用情志疗法, 他认为, “恐可以治喜”[18]75。范进中举, 喜极而癫, 屠户故作凶恶, 以掌掴之, 以恐胜喜, 范进神志得清, 癫疾乃愈。可见, “武能慑敌”与“恐能胜喜”, 有异曲同工之妙。
诡诈之术, 以三十六计之一的声东击西最为精彩。声言击东, 其实击西, 用以迷惑敌人, 给予出其不意的攻击。兵行诡道, 惟医亦然。《续名医类案》载一病案, 言一贵人性暴躁, 患目疾, 在乎容貌, 时时持镜自照, 日夜忧之不愈。医者杨贲享故意称其目疾可自愈, 无需多虑, 然服药过多, 毒已流入左股。于是贵人日夕视股, 惟恐其发, 久之目渐愈而毒不作[27]502。杨贲享采用声东击西之术, 成功地将患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未患部位, 使火自降、目自愈。此移情妙法, 胜用逍遥、越鞠诸方矣。
医家的医心之术, 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沉淀积累下来的, 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亦具有独特的华夏民族烙印。如, 中国的科举制度, 绵延上千年, 影响之深远, 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范进屡试不第, 长期饱受轻蔑, 一朝中举, 喜极而癫。此种情形, 在西方社会十分鲜见。又如, 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 古代女子素有节烈之风, 一旦失节, 往往郁郁寡欢, 甚至痛不欲生, 较之西方女子之开放, 迥然而异。因此, 以中华之医术医中华之人民, 极具自身优势, 亦符合华夏人民性格之特征。中医的医心之术, 亦即中医的情志疗法, 不能一昧盲从西方心理学, 必须建立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 保持自身特色与优势, 方能有所继承和发展。然今之医界, 西学东盛, 药尽舶来, 西洋之医术, 奉之若家珍, 而祖先之心血, 弃之如敝履, 岂不让人扼腕叹息!
淼淼兵道, 源远流长;煌煌医籍, 浩如烟海。兵道与医道之所以丝丝相连、息息相通, 是因为两者同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故欲传承歧黄薪火, 必先达经史, 以涵泳古往今来;次穷易理, 以沉潜阴消阳长。此外, 还要勤于实践、知行合一。古之赵括、宋义、马谡, 靡不天资聪颖、谈兵娓娓, 而一用辄厥。惟有通经达史、知行合一, 方可饮流池上、洞腑垣中。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何叶博 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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