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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思维与阴阳五行
战国及两汉时期，基于古人长期对季节、物候及人事行为的观察，经过不断发展和总结，到邹衍时期形成“四时教令”学说，并在战国末期形成《月令》体系，鉴于《月令》体系建立在四时、五行基础上的庞大知识体系，其被引入中医后，对中医理论内涵的丰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以四时为基础的《月令》体系，因其与阴阳、五行密切的联系，在丰富阴阳、五行内涵的同时，亦是阴阳、五行相互联系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完整的“阴阳四时五行”体系。为了论述的清晰性，本文以总论“阴阳四时五行”，分论“四时阴阳”“四时五行”的方式来分析“四时思维”对阴阳、五行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
阴阳四时五行
《礼记·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十六经·观》曰：“群群□□□□□□为一困，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
《左传·昭公元年》曰：“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 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周易·系辞》曰：“广大配天地, 变通配四时, 阴阳之义配日月”，又言：“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因此除了天地之外，四时是古人取象的另一个重要元素[1]。阴阳在很早就与四时相结合，而五行与四时结合并产生阴阳四时五行的模式，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礼记》《十六经》的阴阳四时，到《左传》的阴阳四时五节，再到《春秋繁露》的阴阳四时五行，邹衍所创造的“四时教令”，及由此而产生的《月令》系统[2]，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论述“四时教令”的著作《主运》，被三国时期如淳概括为：“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其规定了四时教令的最初模式。“五行相次转用事”，是说“五行”按“相次”的顺序而“用事”；“随方面为服”，是指五行与五方相配，并随五行的运转而改换方位，转到哪一方面便随哪一方面为服。四时教令更多体现的是“务时而寄政”的思想，要求君主发布各种政令、所作各种行为必须合于“四时阴阳之大经”，四时教令就是详细规定不同的季节应发布的各种政令及所宜行之事的文献[3]。在《管子》中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有此类文献的最初模式，如《管子·玄官》曰：“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善之火爨”。其后的《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则将这一系列文献达到了完备的程度，以四季为经，阴阳五行为纬，构成了一种庞大的宇宙图式[4]，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载：“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从《吕氏春秋》所引用的《礼记·月令》文献来看，有医学当中的五音、五味、五虫、五臭、五脏，同时配有每个季节的物候，及天地之气的变化，可谓相当完备。这一系列文献，被当代学者称之为《月令》系统文献，陈梦家先生以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天象》篇为楚国月令；以《管子》的《玄宫》和《玄宫图》作为齐国的月令；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作为秦国的月令”。正是因为此类文献所代表的以四时为基础的系统思维影响广泛，且同时吸纳了阴阳五行，因此成为阴阳五行相互融合的沃土[5]。
四时阴阳
《庄子·知北游》曰：“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
《管子·四时》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墨子·辞过》言：“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阴阳因与四时为倍数关系，因此四时很早的时候就被引入阴阳，对四时季节的变化，以阴阳之气进行解释。如《管子·形势解》曰：“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而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记载为：“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相类比：阳气始上——少阳；阳气毕上——太阳；阴气始下——太阴；阴气毕下——少阴。从单纯阴阳之气的变化到阴阳四象的产生，为六经的出现做了铺垫。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至则气同，分则气异”的记载，冬春交替与夏秋交替正好是气异交换的节点，而分别在夏秋之交出现两阳合明的阳明，与冬春之交出现两阴交尽的厥阴，正好构成了阴阳三分法的六经。虽然现在我们很难去考察，六经的出现是否是基于四季气候变化与交替的思考而出现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六经内涵的丰富与之有巨大的关系[6]。随着古人对四时阴阳认识的深入，渐渐开始运用阴阳二者同时标注六经，如《素问·阴阳类论》曰：“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二阴二阳，病在肺，少阴脉沉……二阴一阳，病出于肾……一阴一阳代绝……二阳三阴，至阴皆在”。由阴或阳一种气对六经进行界定，到六经由阴阳两种气进行界定，是古人对阴阳与六经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
另一方面，阴阳五行与四时相结合的同时，五脏亦进行了阴阳五行化。在《吕氏春秋》月令文献中记载了一种建立在解剖部位基础上的五脏与五季配属的文献，其记载为：“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但由于在阴阳五行的结合过程中，解剖部位的脏腑五行属性与季节五行属性不甚相符，因此逐渐被“肝木春，心火夏，脾土季夏，肺金秋，肾水冬”系统所取代。当然，这一转变也是藏象系统成为主流，脏器系统逐渐被遗弃的标志。《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就是这一改造的成型文献[7]。当然，四时阴阳对中医的影响绝不止六经的产生，五脏的阴阳五行化这两个方面，同时在病位的确认，针刺穴位的选择，针刺的深浅等方面亦有很大的影响。
四时五行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
《灵枢·阴阳系日月》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之以次行也”。
当五行与四时相结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对《月令》系统文献的继承。其使五行一跃成为了统治世界的工具，使世间万物都纳入五行的系统，是五行进入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标志，引文如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并且以此为基础，中医进行取象形成了五脏脉系统，五色望诊系统，五味治疗系统，同时应用五行还能够对疾病的预后、转归进行预测，使五行在中医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另一方面，当五行进入四时，当古人用五行的思维来观察四时的时候，相生、相克的意义开始脱离实际的五材而变得抽象、灵活起来[8]，如《管子·四时》曰：“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相生、相克有了可以去标记与观察的事物。基于季节时令物候实践的认识思维，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描述为：“天地之物，乘其泰而生，厌于其胜而死，四时之变是也”，并将生、克总结为：“比相生而间相胜也”。《鹖冠子·王鈇》说：“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而当五行慢慢的进入四时的解释系统时，五行的气化也已经完成了，五行也在与四时的融合中融入诸如“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的概念，使五行的内涵越来越丰富[9]。
五行与四时结合对五行有一重要的影响，就是基于四时循环为基础，五行对相生循环的重视，也即《灵枢·阴阳系日月》所言的：“四时五行以次行也”[10]。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由阴阳体系的感邪发病变为了四时五行的“以次相传”，如《诊肌论尺》曰：“冬伤于寒，春生瘅热。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肠。夏伤于暑，秋生疟。秋伤于湿，冬生嗽。是谓四时之序也”。这一转变更重要的是对五行治法的影响，抛弃了以相胜为主的治法，逐渐转变为在循环基础上的相生治法。纵观文献有两种，一是《难经·六十九难》的：“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一是《素问·脏气法时论》的：“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及由此衍生的《删繁方》中“劳则补子”的治疗思想[11]。
四时是阴阳的代称，五行与四时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对阴阳、五行“天六地五”阶段的发展，只不过此时的天六以四时来代替而已。而当五行与四时结合之后，便形成四时五行体系，并被用为范围宇宙万物的系统框架，此时，流行于天地之中的阴阳二气则变为了推动四时五行演为生化万物的自然力量。在此过程中，五行也被深深打上了阴阳的烙印，《春秋繁露·阴阳终始》曰：“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元命苞》曰：“阳吐阴化，故水生木也”，因此，后来我们很难再找到完全独立的阴阳与五行。同时另一方面，一是由于四时与五行结合的不对称使土处于特殊的位置，一是由五行本属地的事实，因此，五行与四时的结合，也是五行由五行平分到重土思想转变的过程。《礼记·月令》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也。地，土别名也，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在《五行》中说：“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五行中土的地位在一步一步加重。并且，由于四时以春为始，也使《尚书·洪范》以水为始的五行，变为了《月令》体系以木为始的五行体系[12]。
小结
由于四时《月令》体系的引入，阴阳五行有了更加深入的结合，阴阳在四时的基础上丰富了六经的内涵，并使五脏阴阳五行化，五行继承四时教令的思想，形成了五行体系的系统理论，并借助于四时完成了五行理论的气化，同时丰富了五行以相生为基础的治法，形成了重土的思维。四时思维进入医学，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内涵的丰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四时作为中医的外延，为中医的援物比类、效象形容提供了大量的类比基础，也为中医新理论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依据。例如，金元时期易水学派张元素的“药物法象思维”，李东垣的“重脾胃思想”，以及清代黄元御的“一气周流”理论，都是建立在四时基础上的中医理论发展。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尹怡 蔡超产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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