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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诗记载了宋神宗时期的一次瘟疫。诗曰：“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独依旧社传真法，要与遗民度厄年。赵叟近闻还印绶，竺翁先已返林泉。何时策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
在古代，水、旱、风、蝗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往往增加疫病流行的几率。因而，继之于灾荒之后的疫病流行时有发生。北宋从建隆元年至靖康二年整整167年中，发生14次瘟疫，平均每12年1次。而南宋则平均5年多1次。不仅与南宋比，与其他朝代相比，北宋疫病的发生频率也是较为低的。
究其原因，与政府的防治措施有很大关系。北宋期间发生14次流行病，其中有12次政府都颁医方，派官施药救疗。皇帝和政府官员也都全力以赴。如宋仁宗赵祯，为了控制流行病，不顾侍从的劝阻，将自己用的珍贵药物“通天犀”碎之和药以救民疫。一些政府官员慷慨解囊赞助成立临时“病坊”。如苏轼在元祐四年至五年（1089年至1090年），在杭州大疫时，除奏请朝廷减免供米作坛粥药、遣医分坊治疗外，还资助银两，赞助建立病坊，使活者甚众。
北宋政府不仅在疫病发生时能够采取措施加以控制，而且在平时也特别注重预防。如颁布《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等，“令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
为了防止部队中疫病流行，宋朝廷常在夏秋或疫病流行的时候，由太医局定方，配制成药，或由和剂局发给各部队常备的防疫药物，让部队军士们服用。据北宋许洞的《虎铃经》记载，当时防治疫气的药方有“时气疫方”“霍乱吐泻方”“山瘴疟方”“瘟疟方”等。
这一系列事例进一步说明，在古代社会，面对瘟疫，政府有利及时的医药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疫情的危害。事实上，中医药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王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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