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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慢性炎症反应状态，可累及直肠和结肠的不同部位，具有反复发作、缓解交替的特点[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UC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研究表明，在21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逐渐稳定，甚至出现下降趋势[2]，但在东欧、亚洲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等以前发病率较低的地区，发病率和患病率则持续上升[3]。目前UC发病机制尚未明确，西医治疗该病缺乏针对性，其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特点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大量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UC具有显著的疗效。因此探讨UC的中医认识有助于中医药在临床的应用。
1 UC的中医病名
UC主要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腹泻、腹痛、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感及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其病程一般较长，且易复发。根据该病临床表现，可与中医“泄泻”“痢疾”“肠澼”“肠风”“便血”“休息痢”等病名对应。《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将该病归于“久痢”范畴。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及了以上相关病名，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载：“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澼”指似脓似涕样液体，自肠道排出，故称为“肠澼”。《素问·风论》载：“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至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将“泄泻”“痢疾”统以“下利”论述。“痢疾”这一病名首次在宋代出现，严用和《济生方》提出：“今之所谓痢疾者，古所谓滞下是也。”
2 中医对UC发病机制的认识
UC多为虚实夹杂之证，是时邪疫毒、饮食不节及体质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古籍中不乏相关论述，《伤寒论》所及“下利”的产生多与少阳、太阴相关。如172条曰：“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认为“下利”发生的主要病机为少阳热邪下迫大肠，出现协热下利、黏腻臭秽、里急后重之表现。273条曰：“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在太阴病篇中将“自利”纳入提纲证中，认为太阴脾阳不足，水湿运化无力，寒湿下趋是“下利”发生的常见病因。《金匮要略》将“下利”分为湿热证及虚寒证两种类型，其中湿热者“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圊脓血”。脉象浮数，可知病邪新起，新感时邪，内迫肠腑而见脓血便。虚寒者则多为脏腑虚衰，清气下陷而见利下清谷。《仁斋直指方》认为“痢出于积滞”，认为该病发病是因各种有形实邪致气机不畅，故出现里急后重、利下赤白脓血之状。《圣济总录·休息痢》指出：“肠中宿夹痼滞，每遇饮食不节，停饮不消，即乍瘥乍发，故取名为休息痢。”《丹溪心法·痢病》载：“痢赤属血，白属气。”认为“痢疾”的发生与气血失调有关，气机不畅则出现里急后重之感，利下脓血，赤多白少则多伤及血分。据此，刘河间确立了“调气则后重自除，行血则脓血自愈”的治疗方法。
随着中医理论的不断传承、完善及发展，当代医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对UC的发病机制也各有见解。张燕生教授认为，随着UC病情的发展，可将其分为初起、成痈和溃后3个阶段[4]。初起期是因感受时邪疫毒，阻滞经络气血所致；成痈期时毒邪内盛，瘀久化热，出现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等典型临床表现；溃后期邪气渐退，此时以正虚为主，此期多对应UC的缓解期。秦家泰教授认为UC属“休息痢”范畴，为病情反复，脾阳受损，运化失司，水湿内停，郁久化热，湿热相搏，下迫大肠，伤及血络所致，临床常虚实夹杂，湿热并见[5]。其参照UC的内镜下表现，认为UC患者出现结肠溃疡、假性息肉是气滞血瘀并存的表现。刘冬梅教授认为UC是素体正气不足，脾气虚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加之感受外邪、饮食不节，或受情志因素影响，而致湿热内生，久蕴成毒，与肠道气血相互搏结，损伤血络，化腐成脓导致[6]。UC迁延不愈，日久伤及脾肾，致正虚邪恋，反复发作。总之，湿热阻滞、热毒蕴结兼脾肾阳虚是UC的主要病机。杨春波主任认为UC的发病是以湿热蕴结肠腑为主要病机，又与脾相关，脾失健运，水湿不化，湿热内盛，蕴结于肠道，热壅血瘀，血络受损而致该病发生[7]。
各医家对UC各有见解，但总体看，也各有相近之处。多数医家认为UC的发病涉及虚实两方面，脾虚是该病之本，而感受邪毒、饮食不节等多种病因致湿热、瘀毒等实邪则是该病诱因。此外，根据全身症状的不同及内镜下表现，对不同患者进行更加细致的辨证，体现了中医治病因人而异的思想。
3 中医药对UC的治疗
中医药治疗UC经验丰富，从古至今不乏相关文献论述。如前文提到的《伤寒论》中的黄芩汤，方中黄芩苦寒燥湿，善清少阳郁热；芍药酸收止泻，缓急止痛；甘草、大枣益气健脾，补土以制木。清·汪昂称该方为“治痢之祖”。金·张元素在黄芩汤基础上加减，创芍药汤，为后世治疗痢疾之常用方，张秉成《成方便读》述：“夫痢之为病，固有寒热之分，然热者多而寒者少，总不离邪滞蕴结，以致肠胃之气不宣，酿为脓血黏稠之属……此方用大黄之荡涤邪滞，木香、槟榔之理气，当归、肉桂之行血；病多因湿热而起，故用芩、连之苦寒以燥湿清热；用芍药、甘草者，缓其急而和其脾。”此外，还有诸多临床治疗该病的记载，如《伤寒论》371条中的白头翁汤、34条中的葛根芩连汤；《金匮要略》中的紫参汤、桃花汤；又有如薛生白《湿热病篇》中的“湿热内滞太阴……下坠窘迫，脓血稠黏，里急后重，脉软数者，宜厚朴、黄芩、神曲、广皮、木香、槟榔、柴胡、煨葛根、银花炭、荆芥炭等味”等。
当代中医家对UC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除继承传统中医理论外，也进行了诸方的现代临床研究，如通过循证医学的方法探究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诸多结果均证明，中医治疗UC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卜思媛等[8]采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大肠湿热型UC，与单纯口服柳氮磺胺吡啶相比，治愈率明显提高。郭海军[9]运用扶正芍药汤加味联合美沙拉嗪治疗UC，结果发现，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单纯使用美沙拉嗪。
此外，基于西医发病机制的中医药疗效机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研究发现，中医药在调节免疫、改变细胞信号通路、调节肠道菌群等方面对UC起作用。一项甘草炮制雷公藤治疗UC小鼠的实验结果显示，雷公藤组及对照组（美沙拉嗪）均可使小鼠血清中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显著下降[10]。纪佳等[11]研究发现，黄芩汤可改善UC大鼠炎症，同时黄芩汤能改变细胞信号通路的表达。俞媛等[12]探讨芍黄安肠汤（黄连片6g，炒白芍20g，黄芩片10g，槟榔10g，厚朴10g，丹参15g，煨木香10g，赤石脂15g，甘草片6g）对UC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发现芍黄安肠汤可提高UC患者肠道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菌落数。芦煜[13]研究结果显示，祛风宁溃方（防风10g，荆芥10g，白头翁10g，马齿苋20g，败酱草20g，麸炒白术15g，白芍12g，炙甘草10g）可增加溃疡性结肠炎大肠湿热证患者肠道益生菌的丰度，减少有害菌的丰度，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这些研究使中医药治疗UC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但目前中医药治疗UC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仍较少，有待进一步完善。
4 小结
目前UC的治疗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一项巨大的难题，探讨中医对UC的认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能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的优势，有助于中医药在UC治疗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果。
来源：中国民间疗法 作者：潘晨璟 王文荣
福建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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