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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一些人认为青年时代的鲁迅在日本受过现代医学的洗礼，回国后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等文中，又对中医进行批判。这样一来，似乎他对中医药典籍是绝无兴趣问津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鲁迅先生曾说：“我后来也看看中医的医药书。”（《坟·从胡须说到牙齿》）《本草纲目》就是他常置于案头翻阅的中医书。
鲁迅早期所写的小说、短评、论文，常提到《本草纲目》的内容。例如，《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的嘴提到“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在《热风·三十三》中也涉及《本草纲目》。1933年6月，鲁迅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举出令人信服的实例，否定了积久相传的“神农尝百草”的唯心主义论调，肯定了医药也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他一再强调人们现在能够懂得许多药物的性能，乃是古代劳动人民付出血的代价而取得的经验。“……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伪自由书·推背图》）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草纲目》是人类向自然进军，以血为代价，日日月月累积起来的一部庞大著作。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在这里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实证。
鲁迅不但常翻阅《本草纲目》，而且常和一些对《本草纲目》颇有研究的人谈论它。许广平回忆道：“记得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常和周建人先生相见，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要谈话。谈话内容，其中就会从植物学谈到《本草纲目》。”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写道：“如《本草纲目》……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拉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他还在《坟·看镜有感》中写道：“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心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可见，鲁迅对这《本草纲目》有非同一般的重视。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提到一只由上海老药铺生产的“双料乌鸡白凤丸”的匣子。周海婴回忆说：“母亲（许广平）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连西医也感到吃惊。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结果也治愈了。”周海婴据此评论说：“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在书中周海婴还提到，他幼年在上海患严重哮喘，各种药都不灵。经人介绍，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浸入一条毛巾。然后将毛巾拧干，热敷于患儿背部，疗效大好。这显然是一种民间中医疗法。鲁迅亲自操作，屡试不爽，这也应该说是他对中医药的一种态度吧！
如此看来，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只是批判庸医。（杨晓光 赵春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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