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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方学术的“法”的体系与精神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法”字, 几乎贯穿始终, 如《伤寒论·伤寒例》云:“服药不如方法, 纵意违师, 不须治之”。《伤寒论》云:“脉浮数者, 法当汗出而愈”。后世常从字面上理解为“治疗方法”。但许多时候, “法”不是在讲治法, 如《伤寒论》讲:“脉浮紧者, 法当身疼痛”。“阳脉涩, 阴脉弦, 法当腹中急痛”。“病人脉阴阳俱紧, 反汗出者, 亡阳也, 此属少阴, 法当咽痛而复吐利”。《金匮要略》讲:“趺阳脉微弦, 法当腹满”。“支饮者, 法当冒”。“太阳病, 脉浮而紧, 法当骨节疼痛”。如何认识经方中的“法”与成就其精髓的学术精神、充实其体魄的方证体系, 是不宜被忽视和回避的基点式的学术问题。
经方学术之“法”脱胎于“法家”之“法”
中医学讲整体观, 此观念首先就当用于中医研究中。应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与作者置于其诞生的鲜活的时代背景之中, 而不是孤立和割裂的, 仅以现代的视角和模式看问题。申韩以来, 直至汉末三国, 曹操、诸葛亮等, 皆称法家, 法家学派构成了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部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学术思想, 乃至作者作为社会人的精神世界, 受“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正所谓文如其人, 就如我们今天各科学术的基本思想方法和构建模式受唯物与辩证思想的深刻影响一样。法家学说高扬其“法”的精神, “明法者强, 慢法者弱”;“国无常强, 无常弱。奉法者强, 则国强;奉法者弱, 则国弱”;“明吾法度, 必吾赏罚”;“法不阿贵”。法家学说磐石般的基础是其万千法条的体系, 庞杂而有术、有致, 事无巨细而“尽之以法”。以上这些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学术精神、理法方药体系、甚至行文风格均相暗合。
笔者认为,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提到“法”, 是作者心目中的辨证论治体系的意思, 接近于甚至可以说直接脱胎于法家思想中“法”, 并取其大义。而且, 这样的体系可能是当时医界公认的理法方药体系, 此体系在医学层面之上又有着哲学思想的指导, 很可能正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之下, 甚至就是法家的“医学化”, 是法家思想改造下、深刻影响下的医学实践, 就如当时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农学、兵学等。
经方著作的条文与方证是作为整体, 即“法”的体系存在的
虽饱经岁月, 《伤寒杂病论》中仍保存着医圣心目中的一整套完备的体系和在“形而上”的学术思想, 而绝不仅是散在的经验的汇集。诸多方证及治法是以“法系”的整体存在的, 不是孤立的, 不是可割裂的。孤立的探讨一条一目甚至只言片语, 或将原文简牍以“方证”“错简”等思想重订重排, 虽一方一证, 皆殚思竭虑, 小处有所得, 但“战术胜利”也终难掩“战略方向和思想路线”的根本错误, 会导致研究的大局、大势、大方向的偏倚。
笔者认为, 医圣阐释的重心并非“尽愈诸病”, 而是“见病知源”, 正合于古人“君子不器”“读书不求甚解”而追求精深大义的治学传统, 重心在于知识技能之细节背后的领会精神和把握大局, 孔子曾讲:“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 予一以贯之”。宋人校注《黄帝内经》时有论:“惜乎, 唐令列之医学, 付之执技之流, 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 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 其不废绝, 为已幸矣”。如果仅创制一种经验方药合集, 吻合某一条目就施用方药, 或者一字不能改的断章取义的背诵圣言就可以治病救人, 这是“匠人”之书, 绝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也确有这样的匠人医书, 但志在事圣贤之语的医圣, 绝不可能如此作为。
经方体系的“法”的精神是三阴三阳统御与六经气化学说
诸多条文与方证构成整体, 而在整体中更有“一以贯之”的大略, 笔者认为此“大略”即五运六气之理、气化之学。
《素问》中《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等“七篇大论”重点阐述了六经气化学说, 《素问》其他篇章也对此有所体现和应用。以寒水之气为例, 七篇大论讲“太阳之上, 寒气主之” (《天元纪大论》) 。“运气学说”“六经气化学说”阐明“太阳水寒之气”, 《素问》其他篇章也反复提到“北方生寒, 寒生水”, “在天为寒, 在地为水”。目前有研究[1]认为“七篇大论”与《素问》其他篇章并非一体, 但气化学说在两者间并无割裂, 这更说明在当时“六经气化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公认的。
争议纷纭, 却原本是清楚的。《伤寒论·序》中作者自己就旗帜鲜明的反对没有“精神内核”的“验方集”式的学问, 讲:“观今之医, 不念思求经旨, 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技, 终始顺旧……夫欲视死别生, 实为难矣”。那什么是“经旨”呢?“夫天布五行, 以运万类, 人禀五常, 以有五藏, 经络府俞, 阴阳会通, 玄冥幽微, 变化难极, 自非才高识妙, 岂能探其理致哉”!五运之化、六气之变,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无论多么“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病症, 要想“探其理致”, 自当以会五行之变、通阴阳之化为始终。
具体从文献而言, 张仲景在序文中明确写道“撰用《阴阳大论》”, 并在《伤寒例》中据说引用了相关内容。而宋人校正《素问》时即提出:“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 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 犹《周官》亡《冬官》, 以《考工记》补之之类也”。后世学者亦多从其论。有研究[2]认为, 《伤寒例》有关医学气象学的内容远简于七篇大论的内容, 而其他条文中直接提到的更是不多见。但本文认为, “撰用”不是“录用”, 张仲景还曾讲“撰用《素问》”, 却更少直接提及, 而精神却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具体从方证而论, 则有更多证据。可仍以寒水之气为例, 气化学说的主旨在于:“水”“寒”“太阳”有相同的本质, 只是表象不同。这在张仲景的著作中多有体现, 比如“病痰饮者, 当以温药和之”的原则, 正是以“痰饮”的“水寒”本质为出发点;再比如“脉弦数, 有寒饮”。中医理论一般认为“脉数”为热, 可见此处的“寒”是指“水饮”;再如“脉双弦者寒也”“脉偏弦者饮也”, 可见“寒”与“饮”基本脉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 “太阳病”多“恶寒”, 主方“麻黄”“青龙”也着眼于“水饮”。再如条文讲“伤寒心下有水气, 咳而微喘, 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 此寒去欲解故也。小青龙汤主之”。寒来则有水, 有水故不渴;寒去则水去, 无水则渴, 寒水岂不相系。又比如太阳病篇有这样的论述:“伤寒十余日……但结胸, 无大热者, 此为水结在胸胁也”。“太阳”“伤寒”之结系于“水结”。从西医学的“他山之石”的角度看,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很多可从中医的“支饮”论治[3], 而气候寒冷常为非特异性气道炎症的重要诱因。在中国, 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北方常高于南方, 高原高于平原, 发作、加重常见于冬季。可能的机制是, 寒冷空气刺激呼吸道, 减弱黏膜防御功能、使平滑肌收缩、黏膜血液循环障碍、分泌物排出障碍等, 都有利于继发感染[4], 而从“形而上”的角度看, 何尝不是寒水气化之理使然。
对“柴胡单元”的分析——论证方证群体系的整体性
本文举例分析经方方证群在原文中的整体性和紧密关系。以《伤寒论》太阳病篇第96至109条的方证群为例分析如下。
第95条讲荣弱卫强之桂枝汤证, 第110、111、112条等讲诸“火劫”之证, 而第96至109条大体是一个整体, 是柴胡诸方证的合集。看似第96至109条在分条孤立的讲小柴胡、小建中、大柴胡、柴胡加芒硝等方证, 但实际却是在一条主线引领下, 在一个精神实质统一起来的紧密的整体, 其暗线在于“或然证”。
第96条讲:“伤寒五六日, 中风, 往来寒热, 胸胁苦满, 嘿嘿不欲饮食, 心烦喜呕, 或胸中烦而不呕, 或渴, 或腹中痛, 或胁下痞硬, 或心下悸、小便不利, 或不渴、身有微热, 或咳者, 小柴胡汤主之”。方中加减法讲:“若胸中烦而不呕者, 去半夏、人参, 加栝蒌实一枚。若渴, 去半夏, 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蒌根四两。若腹中痛者, 去黄芩, 加芍药一两。若胁下痞硬者, 去大枣, 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 去黄芩, 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 去人参, 加桂枝三两, 温覆微汗愈。若咳者, 去人参、大枣、生姜, 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初看, 本条内已经将小柴胡汤证及其“或然证”的整体全部讲明, 但深入分析, 从第97条“服柴胡汤已渴者, 属阳明, 以法治之”。之后, 直到第109条“肝乘肺也, 名曰横”, 构成“柴胡单元”的整体的十余条条文, 其实正是一丝不乱的循着“或然证”的次序演绎。“柴胡单元”内的每一条文都不是孤立和割裂于整体之外的;更重要的是, 孤立和割裂来看各条条文所能学到的作者原意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远逊色于当条文置于整体基础和背景之时。文献征之如下。
可将以下第97至109条按顺序对照“或然证”:“或渴, 或腹中痛, 或胁下痞硬, 或心下悸、小便不利, 或不渴、身有微热, 或咳者”。
第103条“呕不止, 心下急, 郁郁微烦”, 第104条“胸胁满而呕, 日晡所发潮热, 已而微利”, 第105条, 谵语有热而以丸药误下之内实证, 第106条, 热结膀胱之“少腹急结”证, 皆论于“或胁下痞硬”, 结而实之证左右, 为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调胃承气汤主之、桃核承气汤先后主之。
第107条, “胸满烦惊, 小便不利”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 论于“或心下悸、小便不利”左右。
第108条, “腹满, 谵语, 寸口脉浮而紧, 此肝乘脾也, 名曰纵”。
其次, 因“脉紧”, 可推测第108条之证当有水寒。在经方的体系下, 紧弦相类, 大体为水饮寒邪所作, 故有云:“脉双弦者寒也”“脉偏弦者饮也”, “肺饮不弦, 但苦喘短气”, “胁下偏痛, 发热, 其脉紧弦, 此寒也”, “腹痛, 脉弦而紧, 弦则卫气不行, 即恶寒”。
综合以上3点, 观第108条之证, 有热、当渴而不渴, 正论于“或不渴、身有微热”左右。而最后的第109条, 乘肺之横证, 肺气之逆, 岂非论在“或咳”左右。
以其他条文也可证其整体性
许多连续的条文可构成紧密的整体, 在经方中几乎是“常态”, 比如少阴病篇第318条四逆散及其或然证, 以及直到少阴病篇结束诸多条文, 构成暗合“或然证”的体系。而“或然证”之外也是如此, 浏览《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后半部可见一斑。其篇章中第35条直至最后的第41条, 由小青龙汤, 至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证, 至苓甘五味姜辛汤证, 至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夏汤证, 至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证, 至苓甘五味加姜辛半杏大黄汤证, 至小半夏加茯苓汤证, 按部就班, 证义与方药亦步亦趋, 诸多条文, 浑然一体。
《伤寒论》中五苓散、茯苓甘草汤等方证相关的“单元”中, 条文“伤寒, 汗出而渴者, 五苓散主之;不渴者, 茯苓甘草汤主之”, 对单一条文的分析使人不知所云, 凡“汗出而渴者”岂皆主于五苓散, “不渴者”, 岂皆主于茯苓甘草汤?又如, 前文所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 若参合“或然证”体系整体理解, “或心下悸、小便不利”,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 去黄芩, 加茯苓四两”, “心下悸”合“小便不利”常为水饮证标志性描述, 则可解“胸满烦惊, 小便不利, 谵语, 一身尽重, 不可转侧”之与水饮证密切相关, 于是,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中有茯苓甘草汤的药味就容易理解了。再如, 对前文肝乘脾之纵证、肝乘肺之横证的抽象却简略的文字, 则几乎必须参合整体而理解。条文间互为伏笔、远相照应而构成整体者比比皆是, 古人笔法之妙, 岂曰“拙于立言” (《伤寒说意》) ?
对“柴胡单元”的再分析以论证其“法”的精神——三阴三阳统御整个系统
阴阳气化统御条文, 并非仅是大而化之之谈, 在理法方药的点点滴滴中皆有具体体现。仍以上文柴胡单元为例, 可以做出分析。
1.第97至99条“或渴”三证, 论于“阳明”查第97至99条之意, 可用柴胡汤者, 遵第99条之论:“胁下满, 手足温而渴者, 小柴胡汤主之”。不可与柴胡法者, 遵第97条“服柴胡汤已渴者, 属阳明, 以法治之”。明确提出“阳明”之论。而第98条:“本渴, 饮水而呕者, 柴胡汤不中与也, 食谷者哕”。此与阳明病虚冷证前后相应。再加上, “渴”本身就是阳明主证之一, 可见这3条的小单元有意围绕“阳明”而展开。
而这一“3条的小单元”, 可以说是《伤寒论》对阳明病篇相关理论的缩略提法, 本意在于:凡呕哕上逆, 在于上焦者, 以柴胡汤、半夏汤主之;而在阳明者, 属胃中虚冷证, 吴茱萸汤主之。参看阳明病篇第243条, 堪为提纲:“食谷欲呕, 属阳明也, 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 属上焦也”。
多处条文讲明了这样的医理。在上焦时, 当以阳明病篇第230条之法论治:“阳明病, 胁下硬满, 不大便而呕, 舌上白苔者, 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 津液得下, 胃气因和, 身濈然汗出而解”。对此,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中第20、21条也有阐述:“热除必哕, 哕者, 小半夏汤主之”, “诸黄, 腹痛而呕者, 宜柴胡汤”。在阳明时, 按阳明病篇第243、226条之法论治:“若胃中虚冷, 不能食者, 饮水则哕”, “食谷欲呕, 属阳明也, 吴茱萸汤主之”。
2.第100至102条“或腹中痛”三证, 论于“太阴”“时腹自痛”本即太阴病主证 (太阴病篇第273条) 。而第100至102条论于小建中汤、小柴胡汤之间, “或然证”中更指出:“若腹中痛者, 去黄芩, 加芍药一两”。太阴病篇第279条:“腹满时痛者, 属太阴也, 桂枝加芍药汤主之”。桂枝汤加芍药与小建中汤, 无论理法方药, 何其相近。可见第100至102条的小单元围绕“太阴”而展开, 与上文的“阳明”单元相似, 有可用柴胡与不可用柴胡的分野:“法当腹中急痛, 先与小建中汤, 不差者, 小柴胡汤主之”。
3.第103至106条论“或胁下痞硬”的“心下急”胸胁满”“少腹急结”4条, 论于“少阳”4条共通的即是“结”证, 而且是实证, 正是关乎少阳的实结之证。小柴胡汤证常被医家认为是少阳主方, 少阳病篇第266条讲:“本太阳病不解, 转入少阳者, 胁下硬满, 干呕不能食, 往来寒热。尚未吐下, 脉沉紧者, 与小柴胡汤”。“胁下硬满”与“或胁下痞硬”大致相当;而“往来寒热”在经方体系是“实结证”的标志性症候, 第97条分析小柴胡汤证讲的很清楚:“邪气因入, 与正气相搏, 结于胁下, 正邪分争, 往来寒热, 休作有时”。经方在此泾渭分明, 结之实证则“往来寒热”:“热结在里, 复往来寒热者, 与大柴胡汤” (第136条) ;结之虚证则“不往来寒热”:“藏结, 无阳证, 不往来寒热, 其人反静” (第130条) 。
4.第107条论“或心下悸、小便不利”, 论于“少阴”如前文所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本参合水证, 合茯苓甘草汤方义。《伤寒论》第73条讲:“伤寒汗出而渴者, 五苓散主之;不渴者, 茯苓甘草汤主之”。笔者认为茯苓甘草汤证与五苓散证相对相反:五苓散其证汗出而渴, 其方用桂枝, “多饮暖水, 汗出愈”, 故五苓散证其水在表, 当属太阳;茯苓甘草汤之证其水在里, 当属少阴。就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第26条所论:“水之为病, 其脉沉小, 属少阴”。
5.第108、109条论纵、横之证, 论于“厥阴”, 而渐于“太阳”首先“肝乘脾”“肝乘肺”由肝而发, 不远于厥阴气化。
关于第108条, 前文已论, 与水气相关, 而同时, 厥阴病篇第372至374条, 连续3条:“下利腹胀满, 身体疼痛者, 先温其里, 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 攻表宜桂枝汤”, “下利欲饮水者, 以有热故也, 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谵语者, 有燥屎也, 宜小承气汤”, 岂非与“腹满谵语, 寸口脉浮而紧”和“或不渴、身有微热”故意切合吗?岂非正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故意为之吗?
至于第109条“或咳”证, 肝乘“腹必满”之外, 发热, 啬啬恶寒, 自汗出, 与“太阳”之论何其神似?
若夫果然如是, 则可以看到作者的思维脉络, 即在太阳病篇柴胡单元之下, 循着阳明、太阴、少阳、少阴、厥阴、太阳的次序。而这样的顺序, 按气化理论, 正是“主气”的逆次序, 或者说是“陷下”的次序。于是可以理解, 作者的蓝图是循着气运之行展开, 可以想见, 其心目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理论体系。
阅读全文可知, 无论《伤寒论》还是《金匮要略》的条文, 基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数条甚至数十条构成具有很大整体性的“单元”, 然后诸多“单元”构成篇章。诸篇章按三阴三阳客气下陷的次序排布, 三阴三阳又很明确是全文的思想纲领, 而前文已分析, 单元内部也按阴阳气化之序推步。是否可以大胆推想, 作者“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 既然以著书立说为毕生理想, 而将伤寒与杂病之论分三阴三阳气化系统阐述, 那么从总到分, 从篇章到单元, 从单元到各个方证细节, 都以三阴三阳统御而成体系, 必是作者的初衷。这不仅合乎人心事理, 原文中更是有迹可循。
1.三阴三阳方证系统的二级再分——“经证”“府证”以及经方“法”的系统的结构基本假说的提出阳明病篇开篇就大张旗鼓的纵论阳明之下的三阳阳明:“病有太阳阳明, 有正阳阳明, 有少阳阳明”。而这第1条正是整个阳明病篇展开的纲领, 更是后人可以追寻的线索。但原文明确写出的线索之外, 更有很多行迹需要后人发掘。
古人行文简洁, 讲究临文避复, 所以《伤寒论》有的篇章可能因为之前已有论述就写得很简略, 比如少阳病篇、太阴病篇。而在内容相对丰富的篇章, 可以看到每篇大致相近的脉络和格局。在篇幅的中部, 都会有关乎“血证”的条文, 这在“腰部”的条文, 可谓是研究者借以推知原意的“命门”。在太阳病篇, “血证”条文在于柴胡、火逆、吐逆三单元之后, 在藏结、结胸单元之前, 即《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下) 》篇章之前的第124至127条诸条文, 可称“抵当血证单元”。阳明病篇, “血证”条文在于潮热与阳明麻桂证之后, 在燥矢、阳明痞证、脾约之前, 为第236条的“瘀热在里证”和第237条的“蓄血证”。少阴病篇, 在“背恶寒”的附子汤证后, 在“吐利”的吴茱萸汤证前, 吴茱萸汤证后是咽痛、下利、四逆诸单元, 而少阴病的“血证”条文是“便脓血”的桃花汤证, 在第306至308条。厥阴病篇, 前半部的重心在于或寒或热的厥证, 后半部的重心在于下利直至呕哕, 在“交界”之处, 恰是第357条“喉咽不利, 唾脓血”的麻黄升麻汤证。三阴三阳各篇中, 血证前后证候的排布顺序, 乃至整个篇章中证候群的排布顺序都是“神似”的。而且, 血证之前, 是在外的证候, 为了与《伤寒论》原文所讲“外证”的称谓相区分, 本文不称其为“外证”, 假说称之为“经证”;血证之后, 是偏于在内的证候, 也为了与《伤寒论》“内证”的称谓相区分, 本文假说称之为“府证”。
阳明病篇明确指出三阳阳明, 其实在每个篇章中, 血证前后都各分为三。本文假说为太阳病经证:外正阳太阳、外阳明太阳、外少阳太阳、内阳明太阳、内少阳太阳。其他三阴三阳准此。观察原文, 凡三阳病, 未见正阳府证;而三阴病, 可能没有正阴经证。但有的篇章非常简略, 难以完全定论。
以上是三阴三阳篇章之下的二级分法, 而三级分法也是有的。二级分法皆论病气, 病气为客气, 以客气下陷次序排布, 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太阳。至于最终细分至条文, 则为人体正气之变, 按主气下行次序排布, 即太阳→阳明→太阴→少阳→少阴→厥阴→太阳。以上为本文对经方“法”的系统的结构基本假说, 至于细节, 限于篇幅, 待专论解析。
2.论三阴三阳方证系统统御内外此外, 可能受《素问·热论篇》影响, 常有观点认为外感热病从“六经”辨, 内伤杂病从“脏腑”辨。但分析主要论杂病的《金匮要略》和主要论外感病《伤寒论》即可知, 两者联系紧密, 有的条文甚至有的单元是共有的。即使纯论杂病, 《金匮要略》的方证也基本上以六经思维, 明确指出的比如:“阳病十八”“阴病十八”, “水之为病, 其脉沉小, 属少阴”, “从春至夏, 衄者太阳, 从秋至冬, 衄者阳明”。《金匮要略》的方证的单元更为清晰, 仍是按照以上原则排布的。
推而广之, 若将本可能就是一体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按三阴三阳排布而再成一体, 则经方庞大而严密的“法”的体系可以再兴;更推而广之, 如果针对异常的疾病状态及其诊治可以建成如此阴阳气化之法系, 那么, 与之相联系的生理状态是否可入此系统而辨, 甚至医学其他部分, 乃至医学之外的其他事物, 可否从阴阳气化的“法”的体系为论呢?
本文溯源追本、由小及大, 循经方“法”之体系与精神, 不揣年少, 爱上层楼, 艰难赋文。实发于谫陋之管见:时乎时乎, 致于简牍之蠹、鲁鱼之舛者确有, 单方单药获效也确有, 然就此自断书简, 治顺旧之集, 唯传一条一目之颂, 一方一证之学, 介叶之蔽, 岂不见泰山, 不闻雷霆。《太平御览》称道张仲景用思之精, 而立言成论之家, 以所集方家术业之高致, 所循文家走笔之奥义, 各条铺陈展开, 宏愿岂止于“上下文意”之相承。观其卷帙, 草蛇灰线、伏延千里者, 有之;一喉数歌、一击多鸣者, 亦有之;思求经旨, 一以贯之, 更亦有之;而圣人之学, 却无可容得“孤立”与“割裂”。中医学理及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联系”与“整体”的观念之下, 愿此抛砖投砾之论, 稍有益于我们获知古人的方向、校正自己的角度:一方一药的探索也是可贵的, 但更当有作为整体的诊治体系的重建, 更当有思想方法乃至精神实质的重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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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毕伟博 刘圣康 姜旻 崔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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