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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东渐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医药“走出去”的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中, 国际之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 我国把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它融合了中国历代知识和智慧的精华,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是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方面, 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2]。近代以来,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可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也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 本文将分析近代西医东渐的历史经验, 以期为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西医东渐史概述
1. 探索:16世纪～19世纪末
1569年, 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为人治病, 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3]。以后的三百多年里, 西医传教士为了传教和保障同事的健康陆续来到中国沿海口岸城市, 作为上帝慈爱的显现, 他们偶尔也医治“愚昧”的中国人。不过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一方面是由于国人对宗教和西医文化的反感[4], 另一方面也和西医的疗效有关。尽管从17世纪开始, 传教士们用西药治愈中国皇帝的故事时有发生, 但西医的总体疗效还远比不上中医, 患者人数也十分有限。一位在18世纪早期游历中国的欧洲人曾指出:“他们的医术高明, 远非我们欧洲医生所能相比, 虽然我们的医生较懂科学理论……可不论什么病, 中国人都治得更快、更彻底”[5]。明清时期, 中国的文人也不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对西医和西教的嘲讽。在此期间, 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近代科学也随之出现和发展。18世纪, 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活动, 传教士们的医疗活动也被迫暂停。而此时的欧洲, 病理解剖学建立、医院改革, 西方医学进入了“医院医学”阶段, 医生已逐渐形成专业化的队伍, 对疾病以器官和组织的病变来认识, 但此时西方世界里仍然存在专业精英与“江湖医生” (quack) 并存的状况[6], 并且后者制造的某些药品十分畅销, 部分江湖医生的工作已经向医药商品服务转变, 而这一群人成为了“资本主义医药的先行者”[7]。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在19世纪又得到了系统的论证, 并在20世纪发扬光大。
19世纪, 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西医也发展进入“实验医学”阶段[8]。此时西医通过流行病的防治工作, 迅速得到了政治的重视, 成为国家人力资源的管理工具。这时, 新教开始“秘密”进入中国, 其中的代表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 他于1920年在澳门开设了眼科诊所;此外还有1935年到广州开办眼科医局的伯驾医师, 他开设的医局意外地深受百姓欢迎。1835年, 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 (Thomas R.Colledge) 提出“医务传教”的理念, 他认为中国人非常关注世俗和身体的利益, 因此西医能够作为慈善的阶梯引导他们信仰上帝[9]。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传教士得以大批进入中国, 在开放通商的口岸建立传教机构, 包括医院。此时, 西方列强的侵略促使晚清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西方的学习, 以实现自强御侮的目的, 因此西医虽然没有成为此时学习和发展的重点, 但对于西医来说, 社会环境正变得越来越有利。19世纪70年代, 西式医院已经随传教士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19世纪末, 上海租界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10]。
但总体而言, 20世纪以前, 西医在中国的势力仍然很弱, 医院总共只有30所, 还远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动摇中医学的主体和主导地位[11]57。
2.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世纪, 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西医也很快进入“实验医学”阶段[8], 使得患者的状况可以化约为各种数据;这时, 西医通过流行病的防治工作, 迅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成为人力资源的管理工具。到了20世纪, 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也从技术、理论和制度向思想方面层层深入。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题相继突破, 西医外科迅速成为西医的“优势学科”, 也带领着西医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黄金时代”。西医传教士们利用外科立竿见影的优势进行宣传, 并结合本土的文化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包括公开手术、开放病房、让家人有条件地对住院患者进行陪护等, 很快获取了大量的中国患者, 并且开始培养和训练本地的医务助手。此外, 医院的隔离及监管制度使得精神病院有意无意地承担起了维护地方秩序和安全的功能, 它代表了医院制度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
进入20世纪后, 医务传教呈现出世俗化、社会化、组织化的面貌, 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加入这个队伍之中, 每一个医院背后都一个实力雄厚财团的支持, 使得医务传教进入了迅速扩张的时代。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门的建立扩大了医疗系统的控制时间和地域范围, “公共医学”理念的普及和强制实施, 更使西医介入到了百姓的日常的生活, 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而与此同时, 在西医所设计的公共卫生制度之下, 中国有关生老病死的传统职业正迅速失去生存空间。
3.主导:1929年以后
由于公共医学制度能对民众够起到广泛监控和动员的作用, 它便成为了政府克服近代危机的有力工具, 因此, 公共医学制度日益成为主导和支配的运作模式[12]。1929年, 西医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 即使中医最后保留了合法的地位, 但中医在整个传统医疗体系中的地位还是下降了, 并且被迫近代化、科学化, 接受西医的管理。
西医“走进来”的历史经验
1. 利用自身优势填补医疗及公共领域空白
虽然外科的三大难关在20世纪前后相继取得突破,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 西医的治疗水平相对中医来说并没有取得全面领先的地位[13]。但西医在人体解剖学和外科学上相对与明清时期的中医而言具有明显且持续扩大的优势, 由于眼科手术创面小, 感染和失血的情况容易把控, 西医便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扬和渗透。据1938年出版的《基督教差会世界统计》资料所载, 到1937年, 中国仅属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所办的医院就有300所, 病床21 000张, 另有小型诊所约600处, 那么实际的西医院和诊所以及收治的病患就更多了[11]49。于是, 通过发扬了自身的优势, 填补本地医疗的空白, 西医的患者量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是“人无我有”的市场原则在发挥作用。
内科方面, 西医相对于中医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但1940年后, 抗生素的大规模生产使得西医的治疗水平飞跃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感染性疾病因此能够得到有效地遏制。这在短期之内标志着西医对中医的全面胜利。
此外, 晚清以前国家制度从未涉及百姓医疗, 公共卫生通常由地方精英所开办的具有慈善性质的诊所承担, 但这并非专业化的医疗机构, 其功能主要是在瘟疫、灾荒时提供医药救护、发放棺材等。于是西医在卫生观念、医院制度和公共医学制度的输出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如对有威胁秩序倾向的精神患者的管理、群体健康的监控、社会动员等, 因此获得了政府的认同。
2. 充足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20世纪以前, 西医传教士们的工作很难达到规模化的水平, 而此后, 基督教的“社会福音派”成为了主流, 医务传教工作也变得世俗化——不再强调宗教的“个人拯救”意义, 取而代之的是“重构社会”的使命, 这要求规模化的运作、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多方面的人才协作。例如, 协和医院、协和医科大学由差会联合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合办, 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根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 从1913年5月开始的10年内, 洛克菲勒基金仅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上投入的经费就高达四千多万美元。就这样, 医务传教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营方式建立了联系, 逐利的因素反而促进了西医事业在华的发展。
除了物质上资源的充足之外, 该时期的西医学的成就也十分瞩目。原本优势的外科攻克了三大难题, 抗生素的发现和大规模生产使得西医迈入了“黄金时期”, 令人信服的不光是其立竿见影的疗效, 西医所代表的“科学”更是逐渐成为了一种“信仰”——尽管在专业人士看来, 医学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复杂性, 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普通人感到的却是医学和科学无比的强大。
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对西医的传入也非常有利。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到新文化运动的“破中兴西”的思潮, 再到19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 中国的政府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重视向西方学习, 学习的层面也从西方文化的物质、制度, 逐渐深入到理论和思想。西医自然在这个潮流中成为时尚和文明的象征, 许多知识分子也在各种公开场合为西医代言。
3. 从形式上适应本土文化
20世纪以前, 西医东渐的步伐总体上说举步维艰, 这多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中西医诊疗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传统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 不敢毁伤”, 而西医又以外科手术见长, 在中国人眼里, 手术好像“采生折割”的罪行一样, 仿佛西医大夫们要直接采集活人的器官做药[14], 令人唯恐避之而不及。第二是治疗的场所, 中医治疗的场所通常是公开的, 而西医的治疗场所则是相对外界隔离的医院, 这种神秘不免给百姓带来不安的想象, 他们不知道医疗为什么要隔离, 很容易联想到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因此对西医十分恐惧。第三, 传统医疗和护理的进行都以家庭为单位, 家属在治疗的过程中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 西医院的“托管”制度让家属难以接受。对此, 西医分别采取了公开手术、开放病房、让家人有条件地对住院患者进行陪护等措施, 使人们对医院、手术和住院恐惧感逐渐转变为对其疗效的惊叹, 因此西医院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以上举例显示, 西医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充分地考虑了当地的文化,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自我调适, 在东西文化之间的鸿沟搭建了桥梁, 为西医知识的普及和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与政府、地方领袖的合作
西医东渐的成功与西医传教士们善于同政府及本地精英合作也有密切的关系。协和公共医学系创始人兰安生 (John B.Grant) 是重视同政府合作的代表人物, 他十分清楚西医精英教育之投入大、耗时长、人数少的特点, 他希望协和所培养的医生能够成为医院之外的社区领袖, 了解社区内居民的卫生和健康状况, 用有组织的办法初步维护社区群体成员的健康,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25年, 兰安生通过与北京市政府的充分协商后, 在北京的老城区圈出一块“卫生示范区”, 并正式挂上“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的牌子, 名义上是官办机构, 实际上则是协和公共卫生系的教学现场, 也是卫生局作为独立医疗行政体系在基层社区的试验田[12]。启动和运营的资金虽然全部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但公共卫生制度设计就此定下蓝图, 为西医的地位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此外, 一些研究指出, 19世纪以来, 中国的城市已经出现了自治管理的基层社会组织, 如“坊”, 它们远离国家的控制[15], 内部的组织性却较强。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实施中往往要利用到这样的基层组织, 通过动员地方领袖——“坊长”来组织群众, 这使得卫生行政的政策和命令巧妙地转化成普通的社区功能, 人们在一次次讲座、检查和疫苗接种中了解西医, 政府也因此加强了和这些基层组织的控制, 而更加注重医疗卫生的工作[16]。
对中医药“走出去”的启示
1.结合区域现实, 找出并发扬中医药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对中医药宝库的挖掘和继承, 并深刻把握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努力创新创造, 用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解决好现实的问题。正如当年在中华大地探索发展之路的西医, 也是抓住了中医的弱项和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空白点, 利用自己的优势解决了这些问题, 从而获得了立足和发展。因此, 中医药“走出去”应该在坚守主体的前提下, 结合当地社会的现状和问题找出自己的优势, 并全力保持并发扬这个优势, 以进一步开拓海外地区的医疗市场。
2.坚持文化自信, 实现文化自强
目前, 西医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从根本上说这是西学优势地位的结果[11]。张其成教授指出:“科学”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了“真理”的代名词, 而“西方的”似乎等于“科学的”[17], 这使得中国人自卑于自己的文化, 中医也面临失去话语权的危险境地。应该要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进行主体性的反思, 在保持中医主体的前提下建设中医药文化, 这不但不会阻碍中医的发展, 还将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推动中国式健康文化的构建。总之, 只有坚持文化自信, 中医药才能更好地走出国门, 服务于全人类的健康事业。
从西医东渐的历史经验来看, 西医在华的成功扩张离不开西医在本土所获得的市场和发展, 以及西方文化自身的强盛。从各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其文化产业在走出国门之前, 在国内的消费都已经渐成规模[18]。因此, 中医药“走出去”的一个前提是中医药文化的复兴, 它要求我们深入挖掘与建设其核心价值、理论与技术、品牌与符号等, 坚持义利并重, 以实现中医药的文化自强。
3.坚持核心精神, 适应本土文化
目前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中西文化有能够相通的地方, 但两者的根本哲学思想是不同的。因此, 坚持中医在中医学术研究中的主体性地位不仅对中医的发展是必要的, 而且是中医之所以有别于西医的根本要求。进入21世纪,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内学术界的主流已经开始进行关于学术主体性建构或重构, 然而中医界的主流还没有开始这一反思, 何裕民指出, 中医要有自信、自知、理性, 应与时俱进, 思考中医学术主体性的重构问题[19]。
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必然会产生一些摩擦和碰撞, 在保持文化深层的思想、价值观不变的情况下, 走出国门的中医药可以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在文化中层的制度、理论和表层的物质上对自己的传统做出调适, 以消弭彼此的误会, 中医药文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才能走进人心、走得更远。
4. 加强高层次交流与合作,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目前中医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中医、了解中医、使用中医, 这是中医药作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所得到的肯定。但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整体上还呈现层次较低、力量较分散等特点。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中医药技术虽然获得了患者的认可, 但同时从业者却承担着潜在的法律风险, 有时也面临文化冲突, 这通常是由于人们不了解中医药文化所致。近代西医东渐的历史告诉我们, 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能给异质文化的传播带来便利, 同时也提供政治和法律上的保障。因此, 加强中医药方面的高层次交流与合作, 是促进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方面。
此外, 中医药也是优秀的文化资源, 它是仍然鲜活、仍被百姓广泛使用的、融人文与科技一体的传统文化形态[20],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先行者[21]。当今世界, 过去坚持的一些价值观已经逐渐衰微, 多元变化的世界呼唤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观念, 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正是以人的“心”“性”作为起点所构建。西医东渐给中国带来了公共卫生制度, 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也必然要推动当地社会的进步,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才能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梁秋语 张宗明 张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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