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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提出“地者，万物之本原”，为后世医家重视脾胃提供了理论依据，李杲的重脾理论、李中梓“后天之本在脾”等立论之根源莫不受此影响。
•在“水生万物”“精气为人”等哲学观念的参与下，后世逐渐形成了肾主水、肾藏精、肾主生殖的理论。
•《管子》记载了管仲的治国理念和具体实施措施，还对气、精、精气、道等范畴有所论述，将养生纳入国策之中，这些文化理念成为《黄帝内经》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文化源头。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世人尊称为管子，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是先秦第一子，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华夏第一名相”。其留给后世的《管子》中共有86篇重要文献，是由战国中期的学者将春秋名相管仲制定的治国理政文件整理而成。
《管子》一书不仅通论治国方略，详实而质朴地记载了管仲的治国理念和具体的实施措施，且涉及诸如阴阳五行观念、十月太阳历法的具体内容、重土思想、重水思想等内容，还用较高的思维视角对气、精、精气、道等范畴有所论述，将养生纳入国策之中。这些中华传统民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文化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医药理论的建构，成为《黄帝内经》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文化源头。
较早将阴阳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
阴阳概念源于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思维。阴阳概念的初义主要是通过人们对太阳活动及其产生的向光、背光、温热、寒凉、晴天、阴天等自然现象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在远取诸物的取象思维下产生和抽象的。成书于西周的《易经》中没有语词阴阳，书中运用阳爻和阴爻符号表示阴阳，并以此演绎为384爻辞，后又将阴阳抽象为两种物质及势力，解释诸如地震之类的自然现象。这一时期是阴阳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普遍认为阴阳是形成宇宙万物的“大气”分化后产生的阴气和阳气，并以此解释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变化规律。
管仲是较早将先秦早期的阴阳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贡献者之一。他用阴阳对立、互根、互用、转化关系解释四时气候的寒暑变迁，解释一年四季昼夜长短的变化，故《管子·四时》有“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之论，以及“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管子·乘马》）。其认为阴阳变化是自然界有节律运动变化的根本原理与法则，这也是《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之“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的阴阳概念定义的文化源头之一。
基于十月太阳历法将一年分五季、论五行
五行源于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对人类生命活动影响最大而又最为直接的十月太阳历法五季观念。从五季、五方的时、空区位来看，这是人类第一次将自己生存的时、空区位放在有规则、有意义、可认知的时、空系统之中，并由此形成了将可以认识的事物进行五季、五方分类配位的观念。
十月太阳历法的历史背景为五行知识步入哲学领域作出了相应贡献。《管子·五行》篇中记载“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七十二日而毕”。上文中的“甲、丙、戊、庚、壬”是十月太阳历法五季中每季第一个月的月干，“子”为首月的夜半子时，此时为每季的首月首日的起始时辰。
此节原文昭示学界：首先，《管子》是先秦集中、明确表述十月太阳历法、天干纪月的重要文献；其次，又明确表达了该历法每季七十二日的特征；第三，还表达了五行是基于十月太阳历法一年分五季的观念，表现为“天—地—物（人）”三位一体互联互通、有序变化的五种象态；第四，明确了每年五季是以“木行→火行→土行→金行→水行”相生为序。
十月太阳历法是《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应用的重要历法之一，大凡《黄帝内经》中涉及五行观念、一年分为五季、每季（或每脏应时）各主七十二日的经文，都有十月太阳历法的印记。尤其是《素问·阴阳类论》之“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之论，无不与此处所论的十月太阳历法有关，无不与《管子》中五行相关内容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率先提出土为万物本原为重土文化理念奠基
管仲在《管子·水地》中提出“地（即‘土’）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观点，这一观点有二重要作用：其一，直接影响着“脾者土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理论及“中土五行思维模型”的构建；其二，也是《素问·玉机真脏论》中“胃者，五脏之本”及《素问·平人气象论》中“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等论证脉有胃气的相关经文产生的哲学基础。
《黄帝内经》162篇原文中唯有脾胃理论作为篇名并予以两次专论（《素问》的《太阴阳明论》和《阳明脉解》），其他脏腑则无。可见管仲之“地者，万物之本原”观点对后世形成重土文化理念有深刻影响。这一重土观念还体现于《灵枢·本神》记载的五脏病机内容中，此篇中唯在论述脾、肾病机时有“五脏不安”之描述，此为后世医家重视脾胃提供了理论依据，李杲的重脾理论、李中梓《医宗必读》“后天之本在脾”等立论之根源莫不受此影响。
基于重水思想率先提出水为万物本原
管仲在《管子·水地》中率先提出的“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人，水也”之论，影响着《黄帝内经》对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此观点亦有二重要作用：其一，是《素问·逆调论》“肾者水脏，主津液”之论及《素问·经脉别论》中将津液这种维持人体生命机能最主要的精微物质称为由肾所主的“水”“精”“水精”的理论来源；其二，也是将主管人类生殖繁衍后代的功能皆归之于肾（《素问·上古天真论》）的文化之源。
当然，中医药相关理论的形成不仅仅限于文化背景之一端，而是有其复杂、多样的因素。就以肾主水、主生长发育、主生殖的理论而言，是《黄帝内经》总结了当时多方面的相关知识，以肾、膀胱、“溺孔”“茎垂”等相关结构解剖关系的发现为事实依据，并结合近取诸身的排尿、生殖活动的切身体验，确立了“肾合膀胱”对水液代谢有调控作用，确立了从“茎垂”之端“溺孔”泄注之精（《灵枢·刺节真邪》）能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等事实。于是，在“水生万物”“精气为人”（《管子·水地》）等哲学观念的参与下，后世逐渐形成了肾主水、肾为水脏，及肾藏精、主生殖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肾藏象的理论。
从较高的思维视角给予精气概念深刻内涵
《管子》多篇论“精”，论“气”，论“精气”，且以《内业》篇最为突出。此篇云“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又云“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民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意”。其认为天地之间被精气所充斥，无论是太空的列星，还是地表生长的五谷，甚至人类，皆由精气所化生。即或是人体的目之视、耳之听、舌之味等器官之功能，也是脏腑精气作用的结果。《黄帝内经》之“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宝命全形论》）。以及“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灵枢·脉度》）等学术立场，与此如出一辙。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内业》）。这是最早有关“精”源于“气”而又有别之的论述，正因为如此，《管子》书中多次使用“精气”概念。这应当是《黄帝内经》中2952次论“气”、217次论“精”、38次论“精气”之文化同源、同宗的具体印记，也应当是中医药学理论中精气理论发生和应用的重要史料。
管仲论“道”酣畅淋漓，质朴无华
《管子》是先秦时期论“道”的重要文献之一，认为“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又云“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管子·内业》）。这就给予“道”内涵以近乎直白、通俗、简捷、酣畅、质朴的表述，指出“道”虽然是人类感官无法感知，但又是无处不在的、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或规律。
道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哲学理念，书中269次论“道”，虽有多种意涵，但其中最主要者莫过于以“道”表达方法、法则、规律、理论等义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之论，同管仲对“道”的理解一脉相承，由此也可以看出管仲论“道”的学术立场对《黄帝内经》的深刻影响。
较早提出养生理念并纳入治国方略
管仲在《管子·白心》篇中较早提出了养生的概念，不仅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而且强调要从饮食、起居、节欲、调理心态等方面入手予以养生。此后经过庄子、吕不韦、刘安、董仲舒等学者的丰富和发展，发展为《黄帝内经》养生理论体系（包括养生目的、养生原则、养生方法等内容），使养生理论和实践趋于完善，自此便成为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五子之歌》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全民养生，才能有全民健康，也才会有国家的兴旺发达。这也就是管仲、吕不韦等先哲将民众的养生列入治国方略的缘由。
《管子》一书详细而务实地表达了管仲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具体内容，在《管子·五行》中较明确地记载了有关十月太阳历法的相关内容，给予“五行”概念以一年分五季的历法内涵，并在《管子·水地》中凸显了水生万物、土生万物以及精气生万物的相关论述，这些观念对于《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都有启迪意义。（张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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