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学是一门追求人的健康及其以自组适应、自主疏通、自稳调节为动力机制来决定其养生治病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是一门极端个体化的动态的动员医学。
•扶正祛邪，并不是“扶正”和“祛邪”两个动宾结构词组的并列对称，而是重心偏移的扶“正祛邪”，是“扶助正气以驱逐病邪”的意思。正气是健康的主导，医学的功能仅仅是“扶助正气以驱邪”而已。
•命门学说既把前人之心肾和气血统一起来，视为维持正常生理和防御疾病能力的主宰的机能概念，并突出其“先天”的特殊性质。命门的真阴真阳，即是水之主和火之原；同时又把命门的功能地位，提高到超出传统的尊心为君的程度。
20世纪初，梁启超深有感慨地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为了弄清楚“中医为什么能治好病的问题”，正确回答“梁启超之问”，已故国医大师陆广莘对中医治病的机理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综述了大量文献，总结了个人的心得与经验，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这些论文都收集在他的著作《中医学之道》一书中。
陆广莘说：“医学，是一门研究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关于疾病和健康及其相互转化规律和动力的科学。防止发生由健康向疾病转化是预防医学的内容；帮助实现由疾病向健康转化是临床医学的任务；回答上述转化过程的规律和动力，从而能动地指导防治实践，是理论医学的职能。”
今日，重温陆广莘关于中医药治病机理的探讨，不仅对防治新冠肺炎具有现实意义，对发展、振兴中医药更有深层次的学术意义。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陆广莘说，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是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奋斗过程，也是和各种微生物共存、共处、共同成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人类具备了“七自一包”的生存能力和防卫功能，即“自选择，自清除，自组织，自演化，自稳态，自适应，自调节的能力和皮肤作为‘形者生之舍’的整体边界屏障功能”。“七自”和“一包”功能，形成内外一体的天人相应论。这是超乎物质层次的高级生命体所特有的形而内的生活能力、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
这种生存能力，就是人的正气，对传染病而言，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这种正气，是自然的、内在的、本能的、天人相应的生命力。
当西医研发和使用疫苗的同时，中医则在扶持和提高人的正气方面发力。“七自一包”的主体防卫能力和自愈能力，简称为人体的“自稳调节机制”，其中包括人体的抗病反应和免疫力。陆广莘说：“中医学是一门追求人的健康及其以自组适应、自主疏通、自稳调节为动力机制来决定其养生治病实践和效果评价的医学，是一门极端个体化的动态的动员医学。”
陆广莘医学思想的基本点是，在健病之变中，人的正气起主导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他经常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任何“对生命体发生影响的东西，都是由生命体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着的东西”。因此，他特别强调生命体对象的主体决定论，而否定机械对象的外因决定论。提高正气，首先是养生。《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中，对养生之道有全面论述。这段众所周知的典文，既谈环境卫生和饮食起居，又谈恬淡虚无和精神内守。一方面，对生活方式要求“有度”和“节制”，另一方面，用中医补益之法进行食补和药养，以补气血的不足，加强扶正的功能。针对某些传染病的预防，应时应地投服某些驱秽解毒的药物。
1959年，陆广莘在《北京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四年来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初步总结与探讨》一文。在谈到前人的启示时，陆广莘说，“明·王安道（履）提出温病治疗原则以治里热为主，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清·喻嘉言提出，未病前，预服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要义，兼以解毒”。
陆广莘指出，中医养生治病的机制问题是中医生存的立足点。弄清楚这个问题，将揭示医学的本质，预测医学的未来。1970年，德国医学家拜因豪尔说，“同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有关的问题，今天在生物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要弄清了调节机制和防卫反应机制的活动原则，就意味着医学在发展中有质的飞跃”。西医是如此，中医也是如此。陆广莘非常同意这个看法。
可惜直到今天，对这种质的飞跃，中医自己还不能完全说清楚。一些中医权威也不想用中医思维去说清楚。另一些中医权威正在试用或正在等待他人用西医科学来阐明。而怀疑和否定中医的人，更认为中医根本说不清。
扶正祛邪，要在扶正
陆广莘说：“中医学把健康和疾病，都看成是正邪相争的过程，都是正邪对立的统一。区别在于：健康状态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疾病过程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健康不等于没有邪的存在，是由于人体正气的自稳调节使‘邪’不能干扰破坏‘正’的整体和谐自稳态。由疾病向健康转化并不要求必须是邪的彻底消灭，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即可。因为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我们既不可能消灭一切邪，也没有必要，更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环境的涨落变动干扰是经常存在的，干扰稳态的因素是永远不可能消灭的，我们只能力求降低其程度。因此，医学的根本任务和崇高使命，应该是帮助提高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生存能力，提高人的自调节、自组织、自适应的自稳能力，而不是企图一个一个地消灭疾病。即使从某种特异病源角度，可能通过提高群体对它的特异性抵抗而消灭了某种疾病，例如天花，这也是提高机体的自调节、自适应的自稳自组能力的一例。”
所以，扶正祛邪，以扶正为主，当适可而止。一方面，给病邪以出路；一方面，给正气以优游，达到一种内景的平衡，即阴阳的平衡。故药石治病，常“衰其大半而止”。“三分医药七分养”，留下七分靠自身。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正邪矛盾中进化、进步、生存、生活过来的。
因此，“治病之道的扶正祛邪，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扶‘正祛邪’的问题。”在陆广莘看来，扶正祛邪，并不是“扶正”和“祛邪”两个动宾结构词组的并列对称，而是重心偏移的扶“正祛邪”，是“扶助正气以驱逐病邪”的意思。正气是健康的主导，医学的功能仅仅是“扶助正气以驱邪”而已。对于扶“正祛邪”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曾得到岳美中先生的首肯。
阴平阳秘，其病乃治
陆广莘说：“近代西医是研究疾病的。它的疾病分类学观点认为，是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的性质和部位决定疾病的转归。因此，病因病理病位，成为西医诊断的对象和评价诊断水平的价值标准；成为西医的治疗对象。特异性地消除病因和纠正病理，成为西医疗效的评价标准。”
陆广莘说：“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中医研究健康，西医研究疾病；中医研究实现稳态的动力，西医研究疾病的原因；中医是动员的医学，西医是拮抗的医学；反映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中西医学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相左的理论体系。”最后他总结说，西医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中医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医生的责任是发掘和发现人的愈病因素，提高和利用人的愈病能力，依靠人的正气，抵抗并战胜疾病。
中医愈病之理属于中医理论，用的是中医语境。中医认为，“生命体是一种自稳态的主体性开放系统，阴阳自和是基本的自稳态模型。这就是正气存内的正，正气是维持稳态的调节机制，简称自稳调节。”《素问·本病论》云：“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因此，中医治病的最高境界是“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治病之道，顺而已矣”。
治其旺气，是以反也
健病之变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场正邪之争。正邪相争中，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此时，人的机体会出现各种反应，出现各种症状体征，例如发热，恶寒，疼痛，炎症，血压高，血糖低，以及如“病机十九条”中所描述的掉眩、收引、闷郁、肿胀、诸痛痒疮等等，均表现为“邪气盛则实”的旺气。陆广莘认为，这些症状体征，既是病理损害的表现，又是机体抗病的反应，是“其气必虚”之时，“自稳调节的自适应还未成功，导致原有机能亢进的正反馈放大反应”。西医的做法是血压高则降血压，血糖低则升血糖，出血则止血，发热则降温，基本上是拮抗疗法。陆广莘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当邪实的机能亢进的抗病反应作为诊察对象的临床表现，错误地被当作致病因素和病理变化的消极现象，予以对抗和压制，（其结果是）粗工汹汹，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病根于内，医为之助
陆广莘认为，中医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中医学是人体生命科学，也即人体的生生之学，即生生之道。“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医学实际上是为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以及进化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辨证论治的生生之道旨在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的自我痊愈能力和自我健康能力，是扶助、辅助生命前行的学问。”
1993年，笔者发表了《中医药学发展战略刍议》一文。文中提到“中医药学把人体分阴阳，把病证分寒热，把药物分温凉，用药性之偏纠正人体阴阳不平衡之偏”。陆广莘说，这个说法不对。不仅不对，而且是对中医治病机理的普遍误解。“药入人体，不可能直接克病。正如针刺治疗痢疾，不是针尖把痢疾杆菌刺死了。它有一个调动机体应答的机制和过程。”《黄帝内经》云：“亢则害，承乃制。”王安道说：“且夫人之气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则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为之助。”陆广莘解释说，“首先是人体本身能够依靠内部存在着的机能间正常的互相制约作用，来克服一时性的不正常（亢），只有当‘亢而不能自制’时，机体暂时地丧失或降低了互相制约的调节作用，然后才用得着医疗的手段，而医药的手段也只能是‘为之助’，即体内有这种机能调节的存在和可能，才能用医药手段去帮助实现此种可能性，而不是越俎代庖，强加干涉，当然更不应该去破坏这种‘自制’的调节能力。”用陆广莘的老师陆渊雷的话说，就是“用药治病，非药力能治病，助正气而敌病也”。“因此，医生首先要认识人体生命自身具有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把疾病表现的‘证’视为患者的抗病反应，努力发掘机体内在的一切抗病积极因素，寻找恢复健康的钥匙，并把这些积极因素加以提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主角永远是病人，医生依靠的对象永远是病人本身。‘针药治其外，神气应乎中。’一切治疗康复措施，必须而且唯有通过患者自身的正气才能生效。如果患者的机体对治疗已经没有应答，那么，把他全身泡在药缸里也无济于事。”陆广莘举了一个实验研究的例子：锥虫红在试管里可以消灭锥虫，到了人体内，用试管剂量的六分之一即可奏效，体内另外的六分之五是哪里来的？是人体自身动员的。医生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六分之五动员起来。所以，中医学是正气医学，是生态医学，是动员医学，是健康医学。
又有一次，陆广莘谈到“三因学说”。一般认为，六气不正，外感六淫，令人得病。陆广莘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病机十九条关于‘夫百病之长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这个论述，过分强调了外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体自身的生命功能，是外因决定论。人的一切疾病，说到底，‘皆根于内’。”
大胆假设，深入探索
那么，中药在人体体内，究竟是怎么起作用的呢？中药究竟如何调动机体的应答机制的呢？
1950年代，陆广莘在北大医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家谢少文教授曾讲过，“中医药作用的反应，基本上是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不完全是特异性免疫反应。而且特异性免疫是建立在完整的非特异性免疫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非特异性免疫的基础不扎实，特异性免疫的形成也非常困难”。
毕业以后，陆广莘分配在北大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经常和一些高水平的西医切磋中医中药问题。当时，有一个肝癌病人两肺转移，西医诊断还有三个月的寿命。两肺转移以后，估计只能活一个月了。陆广莘用中药治疗了七个月，病人还活着。当时正是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期间。有一次，他原来的班主任王叔咸教授到中医诊室来抄方，还带来眼科主任和刚从美国回来的外科主任。王老师问他，对这个肝癌病人，你用了什么抗癌药？陆广莘说：“中药没有直接抗癌。不用抗菌药抗菌，也不用抗癌药抗癌，这就是中医的长处。”后来，王叔咸教授经过研究和思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药不是有效成分对作用靶点的抵抗物，而是前体药，是经过生命体自组织、自演化以后产生效应的，是接受生命体的自主调节之后发生作用的”。
对谢少文和王叔咸等西医专家的言论，陆广莘深受启示。他结合中医药自身的规律和特色，进行了深入思考。陆广莘说：“黄芪不是气，但它补气；熟地不是阴，但它补阴。”中药是前体药。中药入口，需要经过机体应答调整的机制和过程，才能发挥作用。这种机制和作用，是研究中医愈病之理的关键。人体具备自组织、自调节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如何启动机体的抗病反应的？心主神明，这个神明如何以一变应万变之力，主宰人体一身正气的？桂枝茯苓丸简单五味药，何以对妇科咖啡样下血胎动不安有特效。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调胃承气汤、四逆汤，表面看来几味无关联的中药组合在一起，居然能治疗休克。阴平阳秘，其病乃治。何谓阴平？何谓阳秘？天意从来高难问。今日之中医应该予以回应了。
不知比类，足以自乱
如果把中医与西医做一个比较，西医是拮抗医学，中医是平衡医学。中医主张调整协和，阴阳平衡。“阴阳自和，病必自愈。”
西医讲辨病论治，诊断必须明确病因、病理、病位，以便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位）。中医讲辨证论治，大别阴阳，分明八纲，注意营卫气血，三焦辨证。“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西药讲化学成分、有效成分、单体、药理、组分、靶点。中药讲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药物归经。
中医也有拮抗疗法，热则寒之，寒则热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某些中药也有直中病原、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有的驱虫药、解毒药、开窍药、止血药、止痛药、单味药、走方药（串雅用）、急救药，单刀直入，对症治疗，拮抗功能相当明显。
但是，中医的拮抗疗法与西医的拮抗疗法有显著差异。首先，西医的拮抗疗法是基本疗法。世界卫生组织直接称西医为拮抗治疗。中医的拮抗疗法不属于基本疗法，仅仅是中医疗法之一。八法之中，汗、吐、下、和基本上与拮抗无关。其次，中医的拮抗疗法是通过机体的自组织以后发挥作用的，一般来说，并不是药石的直接对抗。从中医的整体观而言，中医治疗更重视疏其气机，平衡阴阳，而忌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各是其是，各美其美。两者应该各展所长，取长补短。陆广莘说，中医的问题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关键还是在自身。是中医自己缺乏自信和自强，盲目地跟着西医跑，总希望别人承认我是科学。中医研究缺乏自主，缺乏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任凭他人去“研究中医”。近代中医的学术思想危机，中医特色优势的淡化，除了疾病医学及物质科学化等外在冲击因素以外，根本内在的因素是中医队伍“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的结果，于是造成“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其所以求于人者重，而所以己任者轻。
认识枢纽，考释命门
陆广莘说：“医学理论，是关于生命和疾病的本质的解释。”
针药治其外，神气应乎中。这个“中”在哪里？人体的自稳调节机制深藏在哪里？
陆广莘在读王履的《医经溯洄集》的时候，发现王履的治疗学观点，“重点在心肾”。“心是火之原，阳气之根；肾是水之主，阴气之根。心肾是生命活动最重要的根本的所在。”积热沉寒，求属心肾。这个医学观点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研究性命双修，长生不老，到明代发展改造为命门真阴真阳学说。
陆广莘说：“从学说发展的历史看，命门说是道家养生理论与医学实践逐步结合的产物。”“长期以来，命门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内》《难》以下，几乎所有的医籍均涉及它。迄今犹是大家热烈争辩的题目。它作为临床上一个重要命题，主要体现以探索人体维持正常生理和抵御疾病的机能枢纽，寻求医药手段调整或加强它，以实现祛病延年的崇高目的。命门真阴真阳学说，不仅在内伤疾患，而且在外感热病的治疗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历史上有关扶正治疗经验长期发展的产物。”
“命门学说既把前人之心肾和气血统一起来，视为维持正常生理和防御疾病能力的主宰的机能概念，并突出其‘先天’的特殊性质。命门的真阴真阳，即是水之主和火之原；同时又把命门的功能地位，提高到超出于传统的尊心为君那样的程度。”陆广莘说。
“在扶正治疗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也伴随要求对此‘正’作进一步正确的理解。怎样才是‘正’？这‘正’又有什么来维持和主宰？”陆广莘说，“命门学说讨论的全部历史，可谓即是此种探索的努力过程。前人是单从临床观察获得此种认识的，是难能可贵的。命门学说探索了基本生命过程及其机能调节枢纽：它是禀之于先天，是人类长期种族发展的产物，它保证各器官执行其正常机能和抵御疾病的能力，故曰‘守邪之神’和生生之本。这调节能力之强弱，关系到健康和寿命问题，故曰‘命门主寿夭’。它是情感和欲望的生理基础，在生物学水平理解是生存的基本动力。”“命门学说综合了历史上全部助阳和助阴治疗的结晶。”“至此，可以认为命门学说才是最后完成说明体内生理和抗病机能调节枢纽的理论概括。”
1962年前后，陆广莘关注命门学说，专门写了《命门学说源流考》一文，于1963年发表于山西《中医研究通讯》第8期。
陆广莘晚年多次把中医学定位为生命科学。因为迄今为止的所谓科学，指的都是物质科学。而医学是高于物质科学之上的生命科学，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这个观点，和命门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命门学说是陆老对中医治病机理的极其重要的探索。终其一生，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并把钥匙交给了我们。（诸国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