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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有不少与中医药结缘的，这对中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远古时期，“三皇”之一神农氏为普济众生，曾翻山越岭寻找草药，最后掌握了多种本草的药性，成为本草学的奠基人。“五帝”之一黄帝也热心医药，曾经与臣子岐伯、伯高等研讨中医药。
南北朝时简文帝（梁）萧纲对中医学精通，曾撰写《劝医论》，提示为医者要敢于吃苦才能做良医。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无治国之策却富有文学才华，而且兼通医药。在其倡导下，翰林学士韩保升挂衔兼职对《新修本草》校正增删，著成《重广英公本草》，对后世影响颇大。蜀亡降宋后，孟昶被封为秦国公，每遇群臣有病，他都亲自为其诊治。
宋代多个皇帝都懂医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得病，十分痛苦。太祖去探望他并亲自为他灼艾治病。赵光义感到很疼痛，叫了出来。太祖于是将热艾往自己身上灼烧，的确很痛，这样做可以分担弟弟的痛苦，赵光义感到十分感动。由此还形成一个成语“灼艾分痛”。宋太宗赵炅在登基称帝之前，在自己的封地里便非常留心医术方药。当时潭州人释洪蕴以医鸣人，赵炅闻讯，以皇太子身份拜释洪蕴为师，请他为己讲解方药知识。宋真宗赵恒在位24年，受到了宋太宗的直接教导，也有一定的医术。当时龙图阁大学士杜镐突得重病，宋真宗亲自“调药饮之”，说明了他对药物调制的熟悉程度。《宋史》记载：大臣王旦患病，他曾“御手调药，并以薯蓣粥为赐”，以调养身体，以利康复。宋仁宗赵祯也专研方剂，他在古方“甘桔汤”中加了荆芥、防风、连翘三味药，通治咽喉口舌诸病。宋徽宗赵佶主编了《圣济总录》一书，此书理法方药皆备，展现了他不同一般的医学水平，是我国唯一一部由帝王亲自执笔编撰的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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