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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开篇即描述，“嘉佑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疫……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奏闻天子，专要祈祷，禳谢瘟疫。”嘉祐三年三月初三，宋仁宗早朝时，大臣奏曰：“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军。”
史书记载宋朝多瘟疫
中医“瘟疫”，亦称温疫、疾疫、疠疫等，是指感受疫疠之气，造成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早在2000多年前《周礼·天官》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黄帝内经》记载：“五疫之至，皆何染易，无间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说明古人对瘟疫早有一定认识。
据史料记载，嘉祐年间，“春夏季节京师旱灾又大疫，京兆府暑甚疫，泄痢大行，人病多死”。在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168年中，至少有59年发生疫灾，平均2.85年就要发生一次疫灾。在北宋的九位皇帝中，数宋仁宗在位时发生疫灾年数最多。当时，疫灾频发，与酷热、干旱、蝗灾、饥荒、战乱有关，并与城市人口相对密集、流动性大也有一定关系。当时，汴京（开封）时疫暴作，“民中其疾者死十有四五”。除汴京外，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南和汴京地区为全国疫灾中心。
古代中医对瘟疫的认识
古代中医对瘟疫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中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乘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
明代医学家吴又可的《瘟疫论》是我国论述瘟疫的第一本专著，书中认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这是古代中医第一个对瘟疫病因提出异议的创见。吴又可指出戾气是物质性的，“无形可求，无象可见。没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可用药物制服。”瘟疫“邪从口鼻而入”，“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他进一步指出，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发病，症状轻重，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正气稍弱者，触之即病。”
古代防治瘟疫措施
宋朝朝廷对瘟疫的控制是比较积极的，如重视各地疫情信息上报与处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下诏罪己，封神祭祀，赦天下；减免税赋；改称年号；考核官吏控制疫情的政绩，据此奖惩官吏。960年至1279年间，宋朝颁布190多条与疾疫有关的诏令。
当时，具体措施还有派医生诊治；免费施散药物；隔离病人，防止传染；快速掩埋瘟疫而死者的尸体，保护水源等。如992年，开封大热，疫死者众多，宋朝政府派良医医治病人，发放汤药；朝廷拿出五十万贯钱作为赐药药费，并特派内侍中黄门一人监督医治。1049年河北发生疫病，宋仁宗“遣使颁药”。1054年汴京大疫，宋仁宗把宫廷中名贵中药材碎“通天犀”（犀牛角粉）拿出来，和药以疗民疫,疫区各地还建立“病坊”隔离病人。1102年，宋徽宗下诏各地建立“安济坊”，“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还创建“漏泽园”，掩埋病尸及无名尸。
其实，2000多年前，我国对瘟疫已采取有效隔离措施。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记载有麻风病疠迁所。东汉时期，军队中还专设对传染病人隔离的“庵庐”。《汉书》记载：“元始三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表明当时已有类似时疫医院的机构。隋唐开始，佛教寺院开设瘟疫隔离“病坊”。宋朝开始，寺院还开设安乐坊、安济坊、保寿粹、保养馆、养济院、福田院等隔离疫病的专门场地。
古代封建统治者认为瘟疫是上天示罚，鬼神作祟，所以在施医术同时，还常求于“巫术”。《水浒传》中，尽管皇帝祈祷上苍，张天师作法，瘟疫还是不断起伏着流行。“卢俊义分兵歙州道”一回中，梁山好汉在征讨方腊途中，杭州城内瘟疫盛行，已病倒张横、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六员将佐。宋江派穆春、朱富等留下看视病人。结果，朱富也被传染上。多位好汉均客死异乡，葬于杭州，可见瘟疫之烈。 （上海 严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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