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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本草纲目》撰成440年的时刻节点。500年前，诞生了一位巨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他用一生的精力，历时近30载，书稿凡三易，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那就是被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称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的我国医药学巨作《本草纲目》。成书既困难，出书亦不易。1596年，李时珍之子在将《本草纲目》进献朝廷的奏疏中说到：“甫及刻成，忽值数尽”，可见直到李时珍去世之时（1593年），《本草纲目》金陵版（金陵胡承龙刻）才正式在南京出书刊行。
在各种盛大的留念活动中，我尤为重视的是《本草纲目研讨集成丛书》的编纂。近十年来，张志斌、郑金生两位教授谢绝许多社会活动，深居简出，带领团队孜孜汲汲，焚膏继晷，致力于这一浩大工程。在留念李时珍诞辰500周年之际，总算得见这一工程的中心与根底——《本草纲目影校对照》。细细捧读，心中涌上莫名的感动。这份感动来自于对李时珍以及对校注者张志斌、郑金生在《本草纲目》这部巨作上所挥洒的汗水与汗水。诚如校注者所言，作为《本草纲目研讨集成丛书》之一，《本草纲目影校对照》的主要任务为“存真”与“便用”。所谓“存真”，即存《本草纲目》古籍原貌之真、显李时珍原意之真。“便用”，即便利现代读者阅览了解及运用。要做到这两点，谈何容易。
在很多传世的中医药古籍中，《本草纲目》无疑是一座丰碑。但清楚明了的事实是，不管是李时珍，仍是其代表作《本草纲目》，在阅历了500年悠悠岁月、漫漫风雨之后，不免苔藓斑驳，迷雾重重，给后来的研讨者留下了一系列课题。除掉苔藓，重现本真，新我国建立以来，在《本草纲目》的“存真”“便用”方面取得了若干发展。例如《本草纲目》金陵本已多次影印，简体校点本亦有多种。如人民卫生出书社出书的刘衡如校点本、华夏出书社出书的刘衡如与刘山永父子校订本，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此外，长辈学者尚志钧、钱超尘所校《本草纲目》亦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张志斌、郑金生两位教授，踵其事而增华，选用影印与校点相对照的方法，经过在双页展示五颜六色金陵本书影，单页给出相应的校点文字并出示校记，在同一视野中展示影印、校点页面，可最大程度补偿单一校点或影印之缺乏，取相辅相成之效。从《本草纲目影校对照》，我读到了校注者在长辈的研讨根底上，为“存真”与“纠误”所做出的新的努力。我为校注者复《本草纲目》之本真的孜孜以求点赞。
存李时珍之原意
《本草纲目》的编写，李时珍效法了唐陈藏器编《本草拾遗》“博极群书，精核物类”，收集材料宏丰。故在引证材料时，“重复者删去，疑误者辨正，采其精粹”（凡例），此特点又被归纳为“剪繁去复，绳缪补遗”。李时珍是一名医师，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了解，常常改动前人方中的用药剂量，萃取主看病证，简化编造、制剂进程。和儒士注经不同，作为民间医师的作品，这样处理材料没有什么问题。因而，校注者天然不该求妄复其“原文”，不是“逢异必注，逢错必改”。
如《本草纲目》禽部四十八卷，在“鸡”条目下有卵黄，附方项有“消灭瘢痕”方，其法简至“炒黑，拭涂”四字。溯及原文，则是出自《和平圣惠方》卷四十的取鸡子熟煮取黄，“于铛中炒如黑脂成膏，以布先揩破疮瘢，然后涂膏。”简练而有用。假如校注者为其补上原文，那绝非时珍的原意，不然《纲目》非李氏《纲目》矣。故而作为校点本，见有引文与原文不合处，则必注其原始，显着也是不可取的。若注文繁复乃至超过正文，则不免喧宾夺主了。
纠刻工之俗误
金陵版是《本草纲目》的初刻本，巨作的刻版是从李时珍在世时就开端了。但是，承刻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一家不很有名的书坊。该书坊的坊主胡承龙也因《本草纲目》而名标史书，但是除《本草纲目》外，后世再也难找到该书坊还刻过哪本书。从金陵刻本的刻工来考察，存有显着的疏略之处。本次的校注，既以金陵本为底本，纠刻工之俗误就成为有必要。
校注者首纠刻工的“缺笔字”，比如缺首字、缺字头笔的万（方）、十（千）、白（百）、埋（理）、人（大）、夫（失）、忐（志）、弱（蒻）、止（芷）、容（蓉）等。还有如短少偏旁的，景象更多，如占（帖、贴）、分（粉）、卜（朴）、京（凉）、页（顷）、令（冷）、争（净）、咸（减）、皮（波）、酉（酒）、辟（澼）、未（味）、山（仙）、先（诜）、畏（煨）等。
正是基于对此等缺笔的仔细讲究，所以校注者才能合理地更“万家”为“方家”这一很难发现的过错：卷一中有“仰天皮、灯花、败扇之类，皆万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此处若确为“万”，何故不必繁体“萬”呢？《本草纲目》江西本就将此“万”改成了繁体，但是却是误改。方家，即医家，如此才是原有之意。
缺笔、加笔乃至简繁体互用，或形成更杂乱的过错。校注者由此而纠错，每找出一处，或有令人哑然失笑。“兵郎”，原是“槟榔”，“也锦”当为“地锦”。“方年草”（卷三十橘条）却是“万年草”（萬年草）。
寻出硬伤与本误
李时珍是一个后人难以逾越的顶峰。但是，不能否定《本草纲目》中存在着来自作者因自己的短板与无心之失而形成的过错。对此，校注者选用了“指误加注”或“改误加注”不同的处理方法：前者针对引文出处的常见重要失误，清晰属于笔误的遗漏则选用“改误加注”；而属时珍观念或尚有可疑之处，则选用“指误加注”。
如“十剂”本是陈藏器《本草拾遗》内容，时珍误其作者为徐之才，此者校注处理处以“指误加注”。《救荒本草》《普济方》的作者乃周定王朱橚，而时珍误为周宪王朱有燉（朱橚之子），因为这是李时珍的观念，校注者选用的也是“指误加注”。
校注者勤劳的劳动，为学习研讨《本草纲目》这部百科全书供给了引领与协助，更有助考虑。一如，草部卷十二“人参”条目下，金陵本两处“出心州”，校注语“古无心州，有沁州”。此种状况可否归入刻工缺笔——心（沁）？这是值得考虑的。在校跋文中，未见将此列入缺笔字举例中，或许校注者对此仍是较为稳重的，未清晰指误，对此值得必定。再如，草部十二卷“黄耆”条目下，有改“白水者”为“白水耆”。是处文本指出黄耆药材有绵黄耆，还有其他“数种”——白水耆、赤水耆、木耆。“木耆功用并同，而力不及白水者”。显着此处时珍含义不误，刻工亦不误。若用“白水者”，则白水地名之含义得到彰显。如处何处理更为恰当，是值得考虑与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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