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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配伍术数机制研究方法
学界久享盛誉的“诺贝尔奖”设立者Alfred Bernhard Nobel，同样以“炸药大王”著称于世，其发明的129种炸药，脱胎于中国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发明的火药（又称“黑火药”）。熟知的黑火药“一硫二硝三木炭”基准配比（2KNO2+S+3C=K2S+3CO2↑+N2↑+Q），具体实践中，据不同用途、条件，准确用量时也有差别。这种大致比例确定，实际运用又有相应调整的现象，在中医方剂选择化裁时（包括经方配伍）比比皆是，而对这种变化规律的探索，一直被中医理论与临床工作者视为中医药领域内重大核心课题之一[1]。
两种方法简述：术数与田野研究
1. 术数
术数，也称“数术”，源自巫文化，“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尚书·洪范》“九畴”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基于五行生克制化思想，衍生出命理预测推算之法，如四柱预测趋利避害，顺应规律；堪舆风水保护环境，尊重自然；《周易》象数预测吉凶，窥探天地；八卦九宫大数据分析，趋利避害[2]。
术数对古代社会产生巨大影响[3]，反映传统中国特殊天道观[4]。秦汉指占卜术、方术，以象数、干支、符号等比拟人、事物、社会，寻其机巧，达到经邦治国、占断吉凶、观象制器的目的。秦汉以后，术数、方术、方技逐渐混淆合流，唐宋时加进了太极、先天八卦和“图书之学”等理论。宋以后，天文、历法、算术、形法、医术等逐渐与占卜分离。清中叶以来，术数专指以阴阳五行、太极八卦之理推算个人命运吉凶休咎的方法与方术[5]。
以积极态度解释自然、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是术数与科学的共同愿望，而术数在放弃了超自然力信仰，试图通过明了其单位（量纲）、大小、数值意义及精确计算法则，来解释宇宙、考量未知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
2.田野研究
属于传播学范畴的田野研究，又叫田野调查、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作为以参与观察为特点的自然、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手段，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认识。
田野研究在民族医药发掘与整理中比较常用，如应对“如何将民族医药与中医划界”，赖立里[6]发现湖北恩施州土家族医生甚至被其他民族医药研究同行称为“地方中医”，也有叫“土医”“草医”，“请当地民族医生将其医术与中医比较时，大多又会有意与中医做出区别”。笔者在恩施州鹤峰县某些乡镇调研也发现，当地“草医”在诊治疾病、辨识草药时，使用另一套传统医学体系，不同于熟知的中医学或民族医学体系，如在骨伤、烧伤辨治中用的不是中、西医教科书上的分类或分级。在药物选择时，形成自身体系，如只据植物叶片边缘纹理、叶背绒毛颜色，即判定其是否有止血、止痛功效。除了采药人基本功，有医者甚至还靠书籍、抄本或口诀流传。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碰见有争议或非共识性临床与理论问题时，找不到直接依据时，田野研究无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般启发意义。
经方配伍规律研究进展
经方初指汉以前经典著作记载，后专指《伤寒杂病论》方剂，力专效宏，是众多医家、研究者聚焦的热点。经方现代研究方法主要有化学成分、药理（拆方、配比、药对）、血清药理学、有效成分配伍、体内化学成分及药物动力学、数学量化等[7]。目前，以方证对应为核心，病证结合，剖析经方组分配伍规律，对探析经方高效组合作用机制、提高临床疗效以及新药研发有重要意义[8]。
近5年来经方发展应用越来越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定量辨证仍不足，导致临床难于精准运用[9]。邢玉瑞[5]、仝小林[10]认为各药物剂量关系，本质是基于临床经验总结科学问题。而廖华君等[11]则艺术性地指出于药物剂量、药性气味、对药配伍、加减曲折处求方之“厚势”，会聚全方之力破病机关键。牛菲[12]甚至提出，针对人体不同的病变部位、病势趋向，注重以出入调升降，以升降调出入，寓升于降，寓降于升。
经方配伍规律研究在定性方面“百花齐放”，即对于配伍性质存在众多势均力敌、见仁见智的阐述，而在定量方面则“一超多强”，即权威性专家学者与小众个人观点并存。在热烈争鸣中，经方配伍规律研究诸多细节与侧面逐渐呈现，推动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进步。
术数、田野研究与中医
1.术数与中医
孟庆云[13]认为古人用数学模型构建中医学理论，提出生命是时间函数，可用数学思维辨治疾病。李芳等[14]以四君子汤为例，给出方剂归经权重与归经强度的计算模型并分层。谢天宇等[15]采用深层非线性网络结构，设计具有复杂线性关系与大数据特点的新型算法，实现“证候”到治法“方剂”较为准确对应。
民国前中医大家都通晓经学，后遍学天文、地理、音律等，才能对中医理论构架进行深入术数理解[16]。术数范畴的阴阳，是中医学理论与临床体系中最核心概念。吴昌国[17]引用现代数学复数概念，认为中医阴阳理论复数虚实并存，提出生命复合体理论。刘家强[18]认为时空是宇宙基本元素，是多维的，八卦作为宇宙演化模式以三维时空间基础，形成不同时空场。
按术数理解传统中医学从证候到治法方剂关键要素，是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背景知识准备，是中医现代化必须科学、妥善迈过的“坎”。
2. 田野研究与中医
医学人类学对传统、民族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巫医和地方民族医疗体系。30多年来，以田野研究为方法的医学人类学，从无到有，经历了从译介国外学说理论到自觉本土化应用[19]。如李永祥[20]对彝族毕摩和苏尼参与医疗实践调查，杨文笔[21]对宁夏南部山区回族都哇师观察：注重阐释巫医参与医疗仪式文化和功能作用，在当地民族社会文化场境下存在合理性和长久性。龚方[22]通过对民族地区、民族医疗体系田野调查，认为地方民族医疗体系是国家医疗资源重要补充。而冯珠娣等[23]认为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中医潜力巨大，马伯英[24]、陈乐平[25]更是直接探讨人类学在中医文化研究上应用问题。在中医临床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以访谈为特色的中医研究成果[26,27,28]，是一种比较符合中医特点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但相对于定性研究，要把定量研究在田野访谈中实施，却更有挑战性。
基于术数的经方配伍规律研究意义
经方术数机制对中医理论与临床，有认知方法意义，符合中医学发展历史，为恢复中医理论传统本色提供科学依据[29]。但邢玉瑞[5]认为“将对医药学的研究转换为对术数的研究，势必造成中医学术的倒退”，“将此类科学问题回归到科学与迷信交织在一起的术数机制研究，则值得深刻反思”。
如此针锋相对，是因为在术数组方机制研究领域内，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手段与直接成果。可通过复数（术数）建模，构造经方配伍术数机制框架，以药物、剂量、煎服法等为变量，结合临床经验田野研究，探索经方配伍规律术数原理及运算法则。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龚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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